勞動基準法第二十八條第一項、第二項規定，雇主應繳納一定數額之 積欠工資墊償基金 (以下簡稱墊償基金) ；於雇主歇業、清算或破產宣告 時，積欠勞工之工資，未滿六個月部分，由該基金墊償，以保障勞工權益 ，維護其生活之安定。同條第四項規定「雇主積欠之工資，經勞工請求未 獲清償者，由積欠工資墊償基金墊償之；雇主應於規定期限內，將墊款償 還積欠工資墊償基金」，以及「積欠工資墊償基金提繳及墊償管理辦法」 (以下簡稱墊償管理辦法) 第十四條第一項前段規定：「勞保局依本法第 二十八條規定墊償勞工工資後，得以自己名義，代位行使最優先受清償權 (以下簡稱工資債權) 」，據此以觀，勞工保險局以墊償基金所墊償者， 原係雇主對於勞工私法上之工資給付債務；其以墊償基金墊償後取得之代 位求償權 (即民法所稱之承受債權，下同) ，乃基於法律規定之債權移轉 ，其私法債權之性質，並不因由國家機關行使而改變。勞工保險局與雇主 間因歸墊債權所生之私法爭執，自應由普通法院行使審判權。

憲法第十六條所保障之訴訟權，旨在確保人民於其權利受侵害時，有 依法定程序提起訴訟，並受法院公平審判之權利。惟訴訟應循之程序及相 關要件，立法機關得衡量訴訟案件之種類、性質、訴訟制度之功能及訴訟 外解決紛爭之法定途徑等因素，為正當合理之規定；倘其規範內容合乎上 開意旨，且有其必要性者，即與憲法保障訴訟權之意旨無違。 民事紛爭事件之類型，因社會經濟活動之變遷趨於多樣化，為期定分 止爭，國家除設立訴訟制度外，尚有仲裁及其他非訴訟之機制。基於國民 主權原理及憲法對人民基本權利之保障，人民既為私法上之權利主體，於 程序上亦應居於主體地位，俾其享有程序處分權及程序選擇權，於無礙公 益之一定範圍內，得以合意選擇循訴訟或其他法定之非訴訟程序處理爭議 。仲裁係人民依法律之規定，本於契約自由原則，以當事人合意選擇依訴 訟外之途徑處理爭議之制度，兼有程序法與實體法之雙重效力，具私法紛 爭自主解決之特性，為憲法之所許。 中華民國八十七年六月二十四日修正公布之仲裁法規定「仲裁判斷書 應附理由而未附者」，當事人得對於他方提起撤銷仲裁判斷之訴 (第四十 條第一項第一款、第三十八條第二款前段) ，雖未將仲裁判斷之理由矛盾 列為得提起訴訟之事由，要屬立法機關考量仲裁之特性，參酌國際商務仲 裁之通例，且為維護仲裁制度健全發展之必要所為之制度設計，尚未逾越 立法機關自由形成之範圍，與憲法第十六條保障人民訴訟權之本旨並無牴 觸。

法官於審理案件時，對於應適用之法律，依其合理之確信，認為有牴 觸憲法之疑義者，各級法院得以之為先決問題，裁定停止訴訟程序，並提 出客觀上形成確信法律為違憲之具體理由，聲請本院大法官解釋。此所謂 「法官於審理案件時」，係指法官於審理刑事案件、行政訴訟事件、民事 事件及非訟事件等而言，因之，所稱「裁定停止訴訟程序」自亦包括各該 事件或案件之訴訟或非訟程序之裁定停止在內。裁定停止訴訟或非訟程序 ，乃法官聲請釋憲必須遵循之程序。惟訴訟或非訟程序裁定停止後，如有 急迫之情形，法官即應探究相關法律之立法目的、權衡當事人之權益及公 共利益、斟酌個案相關情狀等情事，為必要之保全、保護或其他適當之處 分。本院釋字第三七一號及第五七二號解釋，應予補充。

立法機關基於重大之公益目的，藉由限制人民自由之強制措施，以貫 徹其法定義務，於符合憲法上比例原則之範圍內，應為憲法之所許。行政 執行法關於「管收」處分之規定，係在貫徹公法上金錢給付義務，於法定 義務人確有履行之能力而不履行時，拘束其身體所為間接強制其履行之措 施，尚非憲法所不許。惟行政執行法第十七條第二項依同條第一項規定得 聲請法院裁定管收之事由中，除第一項第一、二、三款規定：「顯有履行 義務之可能，故不履行者」、「顯有逃匿之虞」、「就應供強制執行之財 產有隱匿或處分之情事者」，難謂其已逾必要之程度外，其餘同項第四、 五、六款事由：「於調查執行標的物時，對於執行人員拒絕陳述者」、「 經命其報告財產狀況，不為報告或為虛偽之報告者」、「經合法通知，無 正當理由而不到場者」，顯已逾越必要程度，與憲法第二十三條規定之意 旨不能謂無違背。 行政執行法第十七條第二項依同條第一項得聲請拘提之各款事由中， 除第一項第二款、第六款：「顯有逃匿之虞」、「經合法通知，無正當理 由而不到場」之情形，可認其確係符合比例原則之必要條件外，其餘同項 第一款、第三款、第四款、第五款：「顯有履行義務之可能，故不履行者 」、「就應供強制執行之財產有隱匿或處分之情事者」、「於調查執行標 的物時，對於執行人員拒絕陳述者」、「經命其報告財產狀況，不為報告 或為虛偽之報告者」規定，顯已逾越必要程度，與前揭憲法第二十三條規 定意旨亦有未符。 人身自由乃人民行使其憲法上各項自由權利所不可或缺之前提，憲法 第八條第一項規定所稱「法定程序」，係指凡限制人民身體自由之處置， 不問其是否屬於刑事被告之身分，除須有法律之依據外，尚須分別踐行必 要之司法程序或其他正當法律程序，始得為之。此項程序固屬憲法保留之 範疇，縱係立法機關亦不得制定法律而遽予剝奪；惟刑事被告與非刑事被 告之人身自由限制，畢竟有其本質上之差異，是其必須踐行之司法程序或 其他正當法律程序，自非均須同一不可。管收係於一定期間內拘束人民身 體自由於一定之處所，亦屬憲法第八條第一項所規定之「拘禁」，其於決 定管收之前，自應踐行必要之程序、即由中立、公正第三者之法院審問， 並使法定義務人到場為程序之參與，除藉之以明管收之是否合乎法定要件 暨有無管收之必要外，並使法定義務人得有防禦之機會，提出有利之相關 抗辯以供法院調查，期以實現憲法對人身自由之保障。行政執行法關於管 收之裁定，依同法第十七條第三項，法院對於管收之聲請應於五日內為之 ，亦即可於管收聲請後，不予即時審問，其於人權之保障顯有未週，該「 五日內」裁定之規定難謂周全，應由有關機關檢討修正。又行政執行法第 十七條第二項：「義務人逾前項限期仍不履行，亦不提供擔保者，行政執 行處得聲請該管法院裁定拘提管收之」、第十九條第一項：「法院為拘提 管收之裁定後，應將拘票及管收票交由行政執行處派執行員執行拘提並將 被管收人逕送管收所」之規定，其於行政執行處合併為拘提且管收之聲請 ，法院亦為拘提管收之裁定時，該被裁定拘提管收之義務人既尚未拘提到 場，自不可能踐行審問程序，乃法院竟得為管收之裁定，尤有違於前述正 當法律程序之要求。另依行政執行法第十七條第二項及同條第一項第六款 ：「經合法通知，無正當理由而不到場」之規定聲請管收者，該義務人既 猶未到場，法院自亦不可能踐行審問程序，乃竟得為管收之裁定，亦有悖 於前述正當法律程序之憲法意旨。 憲法第八條第一項所稱「非經司法或警察機關依法定程序，不得逮捕 、拘禁」之「警察機關」，並非僅指組織法上之形式「警察」之意，凡法 律規定，以維持社會秩序或增進公共利益為目的，賦予其機關或人員得使 用干預、取締之手段者均屬之，是以行政執行法第十九條第一項關於拘提 、管收交由行政執行處派執行員執行之規定，核與憲法前開規定之意旨尚 無違背。 上開行政執行法有違憲法意旨之各該規定，均應自本解釋公布之日起 至遲於屆滿六個月時失其效力。

子女獲知其血統來源，確定其真實父子身分關係，攸關子女之人格權 ，應受憲法保障。民法第一千零六十三條規定：「妻之受胎，係在婚姻關 係存續中者，推定其所生子女為婚生子女。前項推定，如夫妻之一方能證 明妻非自夫受胎者，得提起否認之訴。但應於知悉子女出生之日起，一年 內為之。」係為兼顧身分安定及子女利益而設，惟其得提起否認之訴者僅 限於夫妻之一方，子女本身則無獨立提起否認之訴之資格，且未顧及子女 得獨立提起該否認之訴時應有之合理期間及起算日，是上開規定使子女之 訴訟權受到不當限制，而不足以維護其人格權益，在此範圍內與憲法保障 人格權及訴訟權之意旨不符。最高法院二十三年上字第三四七三號及同院 七十五年台上字第二○七一號判例與此意旨不符之部分，應不再援用。有 關機關並應適時就得提起否認生父之訴之主體、起訴除斥期間之長短及其 起算日等相關規定檢討改進，以符前開憲法意旨。 確定終局裁判所適用之法規或判例，經本院依人民聲請解釋認為與憲 法意旨不符時，其受不利確定終局裁判者，得以該解釋為基礎，依法定程 序請求救濟，業經本院釋字第一七七號、第一八五號解釋闡釋在案。本件 聲請人如不能以再審之訴救濟者，應許其於本解釋公布之日起一年內，以 法律推定之生父為被告，提起否認生父之訴。其訴訟程序，準用民事訴訟 法關於親子關係事件程序中否認子女之訴部分之相關規定，至由法定代理 人代為起訴者，應為子女之利益為之。 法律不許親生父對受推定為他人之婚生子女提起否認之訴，係為避免 因訴訟而破壞他人婚姻之安定、家庭之和諧及影響子女受教養之權益，與 憲法尚無牴觸。至於將來立法是否有限度放寬此類訴訟，則屬立法形成之 自由。

財政部證券管理委員會 (後更名為財政部證券暨期貨管理委員會) ， 於中華民國八十四年九月五日訂頒之「證券交易法第四十三條之一第一項 取得股份申報事項要點」，係屬當時之證券交易主管機關基於職權，為有 效執行證券交易法第四十三條之一第一項規定之必要而為之解釋性行政規 則，固有其實際需要，惟該要點第三條第二款：「本人及其配偶、未成年 子女及二親等以內親屬持有表決權股份合計超過三分之一之公司或擔任過 半數董事、監察人或董事長、總經理之公司取得股份者」亦認定為共同取 得人之規定及第四條相關部分，則逾越母法關於「共同取得」之文義可能 範圍，增加母法所未規範之申報義務，涉及憲法所保障之資訊自主權與財 產權之限制，違反憲法第二十三條之法律保留原則，應自本解釋公布之日 起，至遲於屆滿一年時，失其效力。

立法院為有效行使憲法所賦予之立法職權，本其固有之權能自得享有 一定之調查權，主動獲取行使職權所需之相關資訊，俾能充分思辯，審慎 決定，以善盡民意機關之職責，發揮權力分立與制衡之機能。立法院調查 權乃立法院行使其憲法職權所必要之輔助性權力，基於權力分立與制衡原 則，立法院調查權所得調查之對象或事項，並非毫無限制。除所欲調查之 事項必須與其行使憲法所賦予之職權有重大關聯者外，凡國家機關獨立行 使職權受憲法之保障者，即非立法院所得調查之事物範圍。又如行政首長 依其行政權固有之權能，對於可能影響或干預行政部門有效運作之資訊， 均有決定不予公開之權力，乃屬行政權本質所具有之行政特權。立法院行 使調查權如涉及此類事項，即應予以適當之尊重。如於具體案件，就所調 查事項是否屬於國家機關獨立行使職權或行政特權之範疇，或就屬於行政 特權之資訊應否接受調查或公開而有爭執時，立法院與其他國家機關宜循 合理之途徑協商解決，或以法律明定相關要件與程序，由司法機關審理解 決之。 立法院調查權行使之方式，並不以要求有關機關就立法院行使職權所 涉及事項提供參考資料或向有關機關調閱文件原本之文件調閱權為限，必 要時並得經院會決議，要求與調查事項相關之人民或政府人員，陳述證言 或表示意見，並得對違反協助調查義務者，於科處罰鍰之範圍內，施以合 理之強制手段，本院釋字第三二五號解釋應予補充。惟其程序，如調查權 之發動及行使調查權之組織、個案調查事項之範圍、各項調查方法所應遵 守之程序與司法救濟程序等，應以法律為適當之規範。於特殊例外情形， 就特定事項之調查有委任非立法委員之人士協助調查之必要時，則須制定 特別法，就委任之目的、委任調查之範圍、受委任人之資格、選任、任期 等人事組織事項、特別調查權限、方法與程序等妥為詳細之規定，並藉以 為監督之基礎。各該法律規定之組織及議事程序，必須符合民主原則。其 個案調查事項之範圍，不能違反權力分立與制衡原則，亦不得侵害其他憲 法機關之權力核心範圍，或對其他憲法機關權力之行使造成實質妨礙。如 就各項調查方法所規定之程序，有涉及限制人民權利者，必須符合憲法上 比例原則、法律明確性原則及正當法律程序之要求。 茲就中華民國九十三年九月二十四日公布施行之「三一九槍擊事件真 相調查特別委員會條例」（以下稱真調會條例），有關三一九槍擊事件真 相調查特別委員會（以下稱真調會）之組織、職權範圍、行使調查權之方 法、程序與強制手段等相關規定，是否符合上開憲法意旨，分別指明如下 ： 一、真調會條例第二條第一項前段「本會置委員十七人，由第五屆立法院 各政黨（團）推薦具有專業知識、聲譽卓著之公正人士組成之，並由 總統於五日內任命」、第二項後段「各政黨（團）應於本條例公布後 五日內提出推薦人選，逾期未提出者，視為放棄推薦，其缺額由現額 委員選出之召集委員於五日內逕行遴選後，由總統任命」、第十五條 第二項「本會委員除名或因故出缺時，由原推薦之政黨（團）於五日 內推薦其他人選遞補之；其逾期未提出推薦人選者，由召集委員逕行 遴選後，總統於五日內任命之」暨第十六條「第二條及第十五條應由 總統任命者，總統應於期限內任命；逾期未任命，視為自動生效」等 規定有關真調會委員之任命，應經立法院院會決議並由立法院院長為 之，方為憲法之所許。 二、同條例雖未規定真調會委員之任期，惟於符合立法院屆期不連續原則 之範圍內，尚不生違憲問題。第十一條第二項規定「本會所需經費由 行政院第二預備金項下支應，行政院不得拒絕」，於符合預算法令規 定範圍內，亦不生違憲問題。 三、同條例第四條規定「本會及本會委員須超出黨派以外，依法公正獨立 行使職權，對全國人民負責，不受其他機關之指揮監督，亦不受任何 干涉」，其中「不受其他機關之指揮監督」係指「不受立法院以外機 關之指揮監督」之意；第十五條第一項「本會委員有喪失行為能力、 違反法令或其他不當言行者，得經本會全體委員三分之二以上同意， 予以除名」，關於真調會委員除名之規定，並非排除立法院對真調會 委員之免職權，於此範圍內，核與憲法尚無違背。 四、同條例第十五條第一項「本會委員有喪失行為能力、違反法令或其他 不當言行者，得經本會全體委員三分之二以上同意，予以除名」之規 定，以「違反法令或其他不當言行」為除名事由，與法律明確性原則 不盡相符，應予檢討修正。 五、同條例第八條第一項前段「三一九槍擊事件所涉及之刑事責任案件， 其偵查專屬本會管轄」、同條第二項「本會於行使前項職權，有檢察 官、軍事檢察官依據法律所得行使之權限」；第十三條第一項「本會 調查結果，如有涉及刑事責任者，由調用之檢察官或軍事檢察官逕行 起訴」等規定，逾越立法院調查權所得行使之範圍，違反權力分立與 制衡原則。 六、同條例第十三條第三項規定「本會調查結果，與法院確定判決之事實 歧異者，得為再審之理由」，違反法律平等適用之法治基本原則，並 逾越立法院調查權所得行使之範圍。 七、同條例第十二條第一項規定「本會對於調查之事件，應於三個月內向 立法院提出書面調查報告，並公布之。如真相仍未查明，應繼續調查 ，每三個月向立法院及監察院提出報告，並公布之」，其中關於向監 察院報告部分，與憲法機關各有所司之意旨不盡相符，應予檢討修正 。 八、同條例第八條第三項規定「本條例公布之日，各機關所辦理專屬本會 管轄案件，應即檢齊全部案卷及證物移交本會」、同條第四項規定「 本會行使職權，不受國家機密保護法、營業秘密法、刑事訴訟法及其 他法律規定之限制。受請求之機關、團體或人員不得以涉及國家機密 、營業秘密、偵查保密、個人隱私或其他任何理由規避、拖延或拒絕 」、同條第六項規定「本會或本會委員行使職權，得指定事項，要求 有關機關、團體或個人提出說明或提供協助。受請求者不得以涉及國 家機密、營業秘密、偵查保密、個人隱私或其他任何理由規避、拖延 或拒絕」，其中關於專屬管轄、移交卷證與涉及國家機關獨立行使職 權而受憲法保障者之部分，有違權力分立與制衡原則，並逾越立法院 調查權所得行使之範圍。 九、同條例第八條第六項規定「本會或本會委員行使職權，得指定事項， 要求有關機關、團體或個人提出說明或提供協助。受請求者不得以涉 及國家機密、營業秘密、偵查保密、個人隱私或其他任何理由規避、 拖延或拒絕」，其中規定涉及國家機密或偵查保密事項，一概不得拒 絕之部分，應予適當修正。 十、同條例第八條第四項前段規定「本會行使職權，不受國家機密保護法 、營業秘密法、刑事訴訟法及其他法律規定之限制」、同條第六項規 定「本會或本會委員行使職權，得指定事項，要求有關機關、團體或 個人提出說明或提供協助。受請求者不得以涉及國家機密、營業秘密 、偵查保密、個人隱私或其他任何理由規避、拖延或拒絕」，其中規 定涉及人民基本權利者，有違正當法律程序、法律明確性原則。 十一、同條例第八條第七項「違反第一項、第二項、第三項、第四項或第 六項規定者，處機關首長及行為人新臺幣十萬元以上一百萬元以下 罰鍰，經處罰後仍繼續違反者，得連續處罰之」及第八項前段：機 關首長、團體負責人或有關人員拒絕真調會或其委員調查，影響重 大，或為虛偽陳述者，依同條第七項之規定處罰等規定，有違正當 法律程序及法律明確性原則。 十二、同條例第八條第八項後段規定「機關首長、團體負責人或有關人員 拒絕本會或本會委員調查，影響重大，或為虛偽陳述者……並依刑 法第一百六十五條、第二百十四條等相關規定追訴處罰」，係指上 開人員若因受調查而涉有犯罪嫌疑者，應由檢察機關依法偵查追訴 ，由法院依法審判而言；上開規定應本此意旨檢討修正。 十三、同條例第八條第九項規定「本會或本會委員行使職權，認有必要時 ，得禁止被調查人或與其有關人員出境」，逾越立法院之調查權限 ，並違反比例原則。 上開五、六、八、十、十一、十三項有違憲法意旨部分，均自本解釋公布 之日起失其效力。 司法院大法官依憲法規定獨立行使憲法解釋及憲法審判權，為確保其 解釋或裁判結果實效性之保全制度，乃司法權核心機能之一，不因憲法解 釋、審判或民事、刑事、行政訴訟之審判而有異。本件暫時處分之聲請， 雖非憲法所不許，惟本案業經作成解釋，已無須予以審酌。

憲法第十六條保障人民之訴訟權，就刑事被告而言，包含其在訴訟上 應享有充分之防禦權。刑事被告詰問證人之權利，即屬該等權利之一，且 屬憲法第八條第一項規定「非由法院依法定程序不得審問處罰」之正當法 律程序所保障之權利。為確保被告對證人之詰問權，證人於審判中，應依 法定程序，到場具結陳述，並接受被告之詰問，其陳述始得作為認定被告 犯罪事實之判斷依據。刑事審判上之共同被告，係為訴訟經濟等原因，由 檢察官或自訴人合併或追加起訴，或由法院合併審判所形成，其間各別被 告及犯罪事實仍獨立存在。故共同被告對其他共同被告之案件而言，為被 告以外之第三人，本質上屬於證人，自不能因案件合併關係而影響其他共 同被告原享有之上開憲法上權利。最高法院三十一年上字第二四二三號及 四十六年台上字第四一九號判例所稱共同被告不利於己之陳述得採為其他 共同被告犯罪（事實認定）之證據一節，對其他共同被告案件之審判而言 ，未使該共同被告立於證人之地位而為陳述，逕以其依共同被告身分所為 陳述採為不利於其他共同被告之證據，乃否定共同被告於其他共同被告案 件之證人適格，排除人證之法定調查程序，與當時有效施行中之中華民國 二十四年一月一日修正公布之刑事訴訟法第二百七十三條規定牴觸，並已 不當剝奪其他共同被告對該實具證人適格之共同被告詰問之權利，核與首 開憲法意旨不符。該二判例及其他相同意旨判例，與上開解釋意旨不符部 分，應不再援用。 刑事審判基於憲法正當法律程序原則，對於犯罪事實之認定，採證據 裁判及自白任意性等原則。刑事訴訟法據以規定嚴格證明法則，必須具證 據能力之證據，經合法調查，使法院形成該等證據已足證明被告犯罪之確 信心證，始能判決被告有罪；為避免過分偏重自白，有害於真實發見及人 權保障，並規定被告之自白，不得作為有罪判決之唯一證據，仍應調查其 他必要之證據，以察其是否與事實相符。基於上開嚴格證明法則及對自白 證明力之限制規定，所謂「其他必要之證據」，自亦須具備證據能力，經 合法調查，且就其證明力之程度，非謂自白為主要證據，其證明力當然較 為強大，其他必要之證據為次要或補充性之證據，證明力當然較為薄弱， 而應依其他必要證據之質量，與自白相互印證，綜合判斷，足以確信自白 犯罪事實之真實性，始足當之。最高法院三十年上字第三○三八號、七十 三年台上字第五六三八號及七十四年台覆字第一○號三判例，旨在闡釋「 其他必要之證據」之意涵、性質、證明範圍及程度，暨其與自白之相互關 係，且強調該等證據須能擔保自白之真實性，俾自白之犯罪事實臻於確信 無疑，核其及其他判例相同意旨部分，與前揭憲法意旨，尚無牴觸。

基於個人之人格發展自由，個人得自由決定其生活資源之使用、收益 及處分，因而得自由與他人為生活資源之交換，是憲法於第十五條保障人 民之財產權，於第二十二條保障人民之契約自由。惟因個人生活技能強弱 有別，可能導致整體社會生活資源分配過度不均，為求資源之合理分配， 國家自得於不違反憲法第二十三條比例原則之範圍內，以法律限制人民締 約之自由，進而限制人民之財產權。 憲法第一百四十三條第四項扶植自耕農之農地使用政策，以及憲法第 一百五十三條第一項改良農民生活之基本國策，均係為合理分配農業資源 而制定。中華民國四十年六月七日制定公布之耕地三七五減租條例 (以下 稱減租條例) ，旨在秉承上開憲法意旨，為三十八年已開始實施之三七五 減租政策提供法律依據，並確保實施該政策所獲致之初步成果。其藉由限 制地租、嚴格限制耕地出租人終止耕地租約及收回耕地之條件，重新建構 耕地承租人與出租人之農業產業關係，俾合理分配農業資源並奠定國家經 濟發展方向，立法目的尚屬正當。雖未設置保護出租人既有契約利益之過 渡條款，惟因減租條例本在實現憲法規定國家對於土地之分配與整理暨扶 植自耕農之意旨，且於條例制定之前，減租政策業已積極推行數年，出租 人得先行於過渡時期熟悉減租制度，減租條例對出租人契約自由及財產權 之限制，要非出租人所不能預期，衡諸特殊之歷史背景及合理分配農業資 源之非常重大公共利益，尚未違背憲法上之信賴保護原則。 減租條例第五條前段關於租賃期限不得少於六年，以及同條例第六條 第一項暨第十六條第一項關於締約方式與轉租禁止之規定，均為穩定租賃 關係而設；同條例第十七條第一項第一款規定租賃期限內，承租人死亡無 人繼承耕作之法定終止租約事由，並保留出租人收回耕地之彈性。上開規 定皆有利於實現扶植自耕農及改善農民生活之基本國策，縱於出租人之契 約自由及財產權有所限制，衡諸立法目的，其手段仍屬必要而且適當，亦 兼顧承租人與出租人雙方之利益，與憲法第二十三條比例原則、第二十二 條契約自由、第十五條財產權及第七條平等權之保障並無違背。 減租條例第十九條第一項第一款之規定，為實現憲法第一百四十三條 第四項扶植自耕農之意旨所必要，惟另依憲法第一百四十六條及憲法增修 條文第十條第一項發展農業工業化及現代化之意旨，所謂出租人之自任耕 作，不以人力親自實施耕作為限，為農業科技化及企業化經營之自行耕作 或委託代耕者亦屬之。減租條例第十九條第一項第二款規定出租人於所有 收益足以維持一家生活者不得收回自耕，使租約變相無限期延長，惟立法 機關嗣於七十二年十二月二十三日增訂之第二項，規定為擴大家庭農場經 營規模得收回與其自耕地同一或鄰近地段內之耕地自耕，已放寬對於出租 人財產權之限制。同條項第三款規定，如出租人收回耕地，承租人將失其 家庭生活依據者，亦不得收回耕地，係為貫徹憲法第一百五十三條第一項 保護農民政策之必要手段；且如出租人亦不能維持其一家生活，尚得申請 耕地租佃委員會調處，以兼顧出租人與承租人之實際需要。衡諸憲法第一 百四十三條第四項扶植自耕農、第一百四十六條與憲法增修條文第十條第 一項發展農業工業化及現代化，以及憲法第一百五十三條第一項改善農民 生活之意旨，上開三款限制耕地出租人收回耕地之規定，對於耕地所有權 之限制，尚屬必要，與憲法第二十三條比例原則及第十五條保障人民財產 權規定之意旨要無不符。 七十二年十二月二十三日增訂之減租條例第十七條第二項第三款關於 租約期限尚未屆滿而農地因土地編定或變更為非耕地時，應以土地公告現 值扣除土地增值稅後餘額之三分之一補償承租人之規定，乃限於依土地法 第八十三條所規定之使用期限前得繼續為從來之使用者，方有其適用。土 地法所規定之繼續使用期限，係為保護土地使用人既有之法律地位而設之 過渡條款，耕地出租人如欲於期前終止租約，減租條例第十七條第二項第 三款即賦予補償承租人之義務，乃為平衡雙方權利義務關係，對出租人耕 地所有權所為之限制，尚無悖於憲法第十五條保障財產權之本旨。惟不問 情狀如何，補償額度一概為三分之一之規定，有關機關應衡酌憲法第二十 二條保障契約自由之意旨及社會經濟條件之變遷等情事，儘速予以檢討修 正。七十二年十二月二十三日增訂之減租條例第十九條第三項規定，耕地 租約期滿時，出租人為擴大家庭農場經營規模、提升土地利用效率而收回 耕地時，準用同條例第十七條第二項第三款之規定，應以終止租約當期土 地公告現值扣除土地增值稅餘額後之三分之一補償承租人。惟契約期滿後 ，租賃關係既已消滅，如另行課予出租人補償承租人之義務，自屬增加耕 地所有權人不必要之負擔，形同設置出租人收回耕地之障礙，與鼓勵擴大 家庭農場經營規模，以促進農業現代化之立法目的顯有牴觸。況耕地租約 期滿後，出租人仍須具備自耕能力，且於承租人不致失其家庭生活依據時 ，方得為擴大家庭農場經營規模而收回耕地。按承租人之家庭生活既非無 依，竟復令出租人負擔承租人之生活照顧義務，要難認有正當理由。是上 開規定準用同條例第十七條第二項第三款部分，以補償承租人作為收回耕 地之附加條件，不當限制耕地出租人之財產權，難謂無悖於憲法第一百四 十六條與憲法增修條文第十條第一項發展農業之意旨，且與憲法第二十三 條比例原則及第十五條保障人民財產權之規定不符，應自本解釋公布日起 ，至遲於屆滿二年時，失其效力。 減租條例第二十條規定租約屆滿時，除法定收回耕地事由外，承租人 如有續約意願，出租人即有續約義務，為出租人依法不得收回耕地時，保 障承租人續約權利之規定，並未於不得收回耕地之諸種事由之外，另行增 加耕地出租人不必要之負擔，與憲法第二十三條規定之比例原則及第十五 條保障財產權之規定尚無不符。

國家為改良勞工之生活，增進其生產技能，應制定保護勞工之法律， 實施保護勞工之政策，憲法第一百五十三條第一項定有明文，勞動基準法 即係國家為實現此一基本國策所制定之法律。至於保護勞工之內容與方式 應如何設計，立法者有一定之自由形成空間，惟其因此對於人民基本權利 構成限制時，則仍應符合憲法上比例原則之要求。 勞動基準法第五十五條及第五十六條分別規定雇主負擔給付勞工退休 金，及按月提撥勞工退休準備金之義務，作為照顧勞工生活方式之一種， 有助於保障勞工權益，加強勞雇關係，促進整體社會安全與經濟發展，並 未逾越立法機關自由形成之範圍。其因此限制雇主自主決定契約內容及自 由使用、處分其財產之權利，係國家為貫徹保護勞工之目的，並衡酌政府 財政能力、強化受領勞工勞力給付之雇主對勞工之照顧義務，應屬適當； 該法又規定雇主違反前開強制規定者，分別科處罰金或罰鍰，係為監督雇 主履行其給付勞工退休金之義務，以達成保障勞工退休後生存安養之目的 ，衡諸立法之時空條件、勞資關係及其干涉法益之性質與影響程度等因素 ，國家採取財產刑罰作為強制手段，尚有其必要，符合憲法第二十三條規 定之比例原則，與憲法保障契約自由之意旨及第十五條關於人民財產權保 障之規定並無牴觸。 勞動基準法課雇主負擔勞工退休金之給付義務，除性質上確有窒礙難 行者外，係一體適用於所有勞雇關係，與憲法第七條平等權之保障，亦無 牴觸；又立法者對勞工設有退休金制度，係衡酌客觀之社會經濟情勢、國 家資源之有效分配，而為不同優先順序之選擇與設計，亦無違憲法第七條 關於平等權之保障。復次，憲法並未限制國家僅能以社會保險之方式，達 成保護勞工之目的，故立法者就此整體勞工保護之制度設計，本享有一定 之形成自由。勞工保險條例中之老年給付與勞動基準法中之勞工退休金， 均有助於達成憲法保障勞工生活之意旨，二者性質不同，尚難謂兼採兩種 制度即屬違憲。惟立法者就保障勞工生活之立法選擇，本應隨社會整體發 展而隨時檢討，勞動基準法自中華民國七十三年立法施行至今，為保護勞 工目的而設之勞工退休金制度，其實施成效如何，所採行之手段應否及如 何隨社會整體之變遷而適時檢討改進，俾能與時俱進，符合憲法所欲實現 之勞工保護政策目標，以及國內人口年齡組成之轉變，已呈現人口持續老 化現象，未來將對社會經濟、福利制度等產生衝擊，因此對既有勞工退休 制度及社會保險制度，應否予以整合，由於攸關社會資源之分配、國家財 政負擔能力等全民之整體利益，仍屬立法形成之事項，允宜在兼顧現制下 勞工既有權益之保障與雇主給付能力、企業經營成本等整體社會條件之平 衡，由相關機關根據我國憲法保障勞工之基本精神及國家對人民興辦之中 小型經濟事業應扶助並保護其生存與發展之意旨，參酌有關國際勞工公約 之規定，並衡量國家總體發展，通盤檢討，併此指明。

契約自由為個人自主發展與實現自我之重要機制，並為私法自治之基 礎，除依契約之具體內容受憲法各相關基本權利規定保障外，亦屬憲法第 二十二條所保障其他自由權利之一種。惟國家基於維護公益之必要，尚非 不得以法律對之為合理之限制。 保險法第三十六條規定：「複保險，除另有約定外，要保人應將他保 險人之名稱及保險金額通知各保險人。」第三十七條規定：「要保人故意 不為前條之通知，或意圖不當得利而為複保險者，其契約無效。」係基於 損害填補原則，為防止被保險人不當得利、獲致超過其財產上損害之保險 給付，以維護保險市場交易秩序、降低交易成本與健全保險制度之發展， 而對複保險行為所為之合理限制，符合憲法第二十三條之規定，與憲法保 障人民契約自由之本旨，並無牴觸。 人身保險契約，並非為填補被保險人之財產上損害，亦不生類如財產 保險之保險金額是否超過保險標的價值之問題，自不受保險法關於複保險 相關規定之限制。最高法院七十六年台上字第一一六六號判例，將上開保 險法有關複保險之規定適用於人身保險契約，對人民之契約自由，增加法 律所無之限制，應不再援用。

憲法第十六條所規定之訴訟權，係以人民於其權利遭受侵害時，得依 正當法律程序請求法院救濟為其核心內容。而訴訟救濟應循之審級、程序 及相關要件，則由立法機關衡量訴訟案件之種類、性質、訴訟政策目的， 以及訴訟制度之功能等因素，以法律為正當合理之規定。民事訴訟法第四 百六十六條對於有關財產權訴訟上訴第三審之規定，以第二審判決後，當 事人因上訴所得受之利益是否逾一定之數額，而決定得否上訴第三審之標 準，即係立法者衡酌第三審救濟制度之功能及訴訟事件之屬性，避免虛耗 國家有限之司法資源，促使私法關係早日確定，以維持社會秩序所為之正 當合理之限制，與憲法第十六條、第二十三條尚無違背。 民事訴訟法第四百六十六條修正提高第三審上訴利益之數額時，當事 人於法律修正生效後，始對第二審判決提起上訴者，原則上應適用修正後 民事訴訟法第四百六十六條規定，並非法律溯及適用。惟第二審判決後， 上訴期間進行中，民事訴訟法第四百六十六條修正提高第三審上訴利益之 數額，致當事人原已依法取得上訴權，得提起而尚未提起上訴之事件，依 新修正之規定而不得上訴時，雖非法律溯及適用，對人民之信賴利益，難 謂無重大影響，為兼顧公共利益並適度保護當事人之信賴，民事訴訟法施 行法第八條規定：「修正民事訴訟法施行前所為之判決，依第四百六十六 條所定不得上訴之額數，於修正民事訴訟法施行後有增加時，而依增加前 之法令許之者，仍得上訴」，以為過渡條款，與法治國之法律不溯及既往 原則及信賴保護原則，並無違背。 最高法院民國七十四年台抗字第一七四號判例及最高法院八十六年一 月十四日第一次民事庭會議決議：「民事訴訟法第四百六十六條第一項所 定不得上訴之額數有增加時，依民事訴訟法施行法第八條規定，以其聲明 不服之判決，係在增加前為之者，始依原定額數定其上訴之准許與否。若 其判決係在增加後為之者，縱係於第三審法院發回後所為之更審判決，皆 應依增加後之額數定其得否上訴。」乃在闡釋民事訴訟法第四百六十六條 第一項及民事訴訟法施行法第八條規定之內容，與上開憲法意旨並無不符 ，自難謂牴觸憲法第七條、第十六條及第二十三條，與法治國之法律不溯 及既往原則與信賴保護原則，亦均無違背。

依中華民國十八年五月十四日國民政府公布之法規制定標準法 (以下 簡稱「前法規制定標準法」) 第一條：「凡法律案由立法院三讀會之程序 通過，經國民政府公布者，定名為法。」第二條第三款所稱，涉及人民權 利義務關係之事項，經立法院認為有以法律規定之必要者，為法律案，應 經立法院三讀會程序通過之，以及第三條：「凡條例、章程或規則等之制 定，應根據法律。」等規定觀之，可知憲法施行前之訓政初期法制，已寓 有法律優越及法律保留原則之要求，但有關人民之權利義務關係事項，亦 得以未具法律位階之條例等規範形式，予以規定，且當時之立法院並非由 人民直接選舉之成員組成。是以當時法律保留原則之涵義及其適用之範圍 ，均與行憲後者未盡相同。本案系爭之監督寺廟條例，雖依前法規制定標 準法所制定，但特由立法院逐條討論通過，由國民政府於十八年十二月七 日公布施行，嗣依三十六年一月一日公布之憲法實施之準備程序，亦未加 以修改或廢止，而仍持續沿用，並經行憲後立法院認其為有效之法律，且 迭經本院作為審查對象在案，應認其為現行有效規範人民權利義務之法律 。人民之宗教信仰自由及財產權，均受憲法之保障，憲法第十三條與第十 五條定有明文。宗教團體管理、處分其財產，國家固非不得以法律加以規 範，惟應符合憲法第二十三條規定之比例原則及法律明確性原則。監督寺 廟條例第八條就同條例第三條各款所列以外之寺廟處分或變更其不動產及 法物，規定須經所屬教會之決議，並呈請該管官署許可，未顧及宗教組織 之自主性、內部管理機制之差異性，以及為宗教傳布目的所為財產經營之 需要，對該等寺廟之宗教組織自主權及財產處分權加以限制，妨礙宗教活 動自由已逾越必要之程度；且其規定應呈請該管官署許可部分，就申請之 程序及許可之要件，均付諸闕如，已違反法律明確性原則，遑論採取官署 事前許可之管制手段是否確有其必要性，與上開憲法規定及保障人民自由 權利之意旨，均有所牴觸；又依同條例第一條及第二條第一項規定，第八 條規範之對象，僅適用於部分宗教，亦與憲法上國家對宗教應謹守中立之 原則及宗教平等原則相悖。該條例第八條及第二條第一項規定應自本解釋 公布日起，至遲於屆滿二年時，失其效力。

憲法第十六條明定人民有訴訟之權，旨在確保人民權益遭受不法侵害 時，有權訴請司法機關予以救濟。惟訴訟權如何行使，應由法律規定；法 律於符合憲法第二十三條意旨之範圍內，對於人民訴訟權之實施自得為合 理之限制。刑事訴訟法第三百二十一條規定，對於配偶不得提起自訴，係 為防止配偶間因自訴而對簿公堂，致影響夫妻和睦及家庭和諧，乃為維護 人倫關係所為之合理限制，尚未逾越立法機關自由形成之範圍；且人民依 刑事訴訟法相關規定，並非不得對其配偶提出告訴，其憲法所保障之訴訟 權並未受到侵害，與憲法第十六條及第二十三條之意旨尚無牴觸。 刑事訴訟法第三百二十一條規定固限制人民對其配偶之自訴權，惟對 於與其配偶共犯告訴乃論罪之人，並非不得依法提起自訴。本院院字第三 六四號及院字第一八四四號解釋相關部分，使人民對於與其配偶共犯告訴 乃論罪之人亦不得提起自訴，並非為維持家庭和諧及人倫關係所必要，有 違憲法保障人民訴訟權之意旨，應予變更；最高法院二十九年上字第二三 三三號判例前段及二十九年非字第一五號判例，對人民之自訴權增加法律 所無之限制，應不再援用。

土地法第三十四條之一第一項規定：「共有土地或建築改良物，其處 分、變更及設定地上權、永佃權、地役權或典權，應以共有人過半數及其 應有部分合計過半數之同意行之。但其應有部分合計逾三分之二者，其人 數不予計算。」同條第五項規定：「前四項規定，於公同共有準用之。」 其立法意旨在於兼顧共有人權益之範圍內，促進共有物之有效利用，以增 進公共利益。同條第一項所稱共有土地或建築改良物之處分，如為讓與該 共有物，即係讓與所有權；而共有物之應有部分，係指共有人對共有物所 有權之比例，性質上與所有權並無不同。是不動產之應有部分如屬公同共 有者，其讓與自得依土地法第三十四條之一第五項準用第一項之規定。內 政部七十七年八月十八日臺 (77) 內地字第六二一七六七號函頒修正之土 地法第三十四條之一執行要點第十二點規定：「分別共有土地或建物之應 有部分為數人所公同共有，公同共有人就該應有部分為處分、變更或設定 負擔，無本法條第一項之適用」，於上開範圍內，就公同共有人公同共有 不動產所有權之行使增加土地法上揭規定所無之限制，應不予適用。

台灣省耕地租約登記辦法係基於耕地三七五減租條例第六條第二項授 權而訂定，該辦法第六條第二項第三款規定，出租人依上開條例第十七條 第一項第三款申請租約終止登記者，除應填具申請書外，並應檢具租約、 欠租催告書、逾期不繳地租終止租約通知書及送達證明文件，或耕地租佃 委員會調解、調處成立證明文件，或法院確定判決書。此係主管機關基於 法律授權發布命令就申請人應檢具證明文件等細節性、技術性次要事項為 必要補充規定，尚非憲法所不許。耕地三七五減租條例第一條規定：「耕 地之租佃，依本條例之規定；本條例未規定者，依土地法及其他法律之規 定。」民法第四百四十條第一項關於承租人租金支付有遲延者，出租人得 定相當期限，催告承租人支付租金之規定，於出租人依本條例第十七條第 一項第三款終止契約時，亦適用之。是前開耕地租約登記辦法第六條第二 項第三款關於應檢具欠租催告書等規定，並未逾越法律授權，亦未增加法 律所無之限制，與憲法尚無牴觸。

行政機關、公立學校或公營事業機構，為安定現職人員生活，提供宿 舍予其所屬人員任職期間居住，本屬其依組織法規管理財物之權限內行為 ；至因退休、調職等原因離職之人員，原應隨即歸還其所使用之宿舍，惟 為兼顧此等人員生活，非不得於必要時酌情准其暫時續住以為權宜措施。 行政院基於全國最高行政機關之職責，盱衡國家有限資源之分配，依公教 人員、公營事業機構服務人員任用法規、俸給結構之不同，自得發布相關 規定為必要合理之規範，以供遵循。 行政院於中華民國四十九年十二月一日以台四十九人字第六七一九號 令，准許已退休人員得暫時續住現住宿舍，俟退休人員居住房屋問題處理 辦法公布後再行處理。繼於五十六年十月十二日以台五十六人字第八○五 三號令，將上開令文所稱退休人員限於依法任用並依公務人員退休法辦理 退休之公務人員為其適用範圍。又於七十四年五月十八日以台七十四人政 肆字第一四九二七號函稱：對於事務管理規則修正前配住宿舍，而於該規 則修正後退休之人員准予續住至宿舍處理時為止等語，並未改變前述函令 關於退休人員適用範圍之涵義。台灣省菸酒公賣局為公營事業機構，其職 員之任用非依公務人員任用法，其退休亦非依公務人員退休法辦理，自非 行政院台四十九人字第六七一九號令及台七十四人政肆字第一四九二七號 函適用之對象。

本院釋字第三六二號解釋謂：「民法第九百八十八條第二款關於重婚 無效之規定，乃所以維持一夫一妻婚姻制度之社會秩序，就一般情形而言 ，與憲法尚無牴觸。惟如前婚姻關係已因確定判決而消滅，第三人本於善 意且無過失，信賴該判決而與前婚姻之一方相婚者，雖該判決嗣後又經變 更，致後婚姻成為重婚，究與一般重婚之情形有異，依信賴保護原則，該 後婚姻之效力，仍應予以維持。首開規定未兼顧類此之特殊情況，與憲法 保障人民結婚自由權利之意旨未盡相符，應予檢討修正。」其所稱類此之 特殊情況，並包括協議離婚所導致之重婚在內。惟婚姻涉及身分關係之變 更，攸關公共利益，後婚姻之當事人就前婚姻關係消滅之信賴應有較為嚴 格之要求，僅重婚相對人之善意且無過失，尚不足以維持後婚姻之效力， 須重婚之雙方當事人均為善意且無過失時，後婚姻之效力始能維持，就此 本院釋字第三六二號解釋相關部分，應予補充。如因而致前後婚姻關係同 時存在時，為維護一夫一妻之婚姻制度，究應解消前婚姻或後婚姻、婚姻 被解消之當事人及其子女應如何保護，屬立法政策考量之問題，應由立法 機關衡酌信賴保護原則、身分關係之本質、夫妻共同生活之圓滿及子女利 益之維護等因素，就民法第九百八十八條第二款等相關規定儘速檢討修正 。在修正前，對於符合前開解釋意旨而締結之後婚姻效力仍予維持，民法 第九百八十八條第二款之規定關此部分應停止適用。在本件解釋公布之日 前，僅重婚相對人善意且無過失，而重婚人非同屬善意且無過失者，此種 重婚在本件解釋後仍為有效。如因而致前後婚姻關係同時存在，則重婚之 他方，自得依法向法院請求離婚，併此指明。

中華民國八十九年四月二十五日修正公布之憲法增修條文第五條第一 項前段規定，司法院設大法官十五人，並以其中一人為院長、一人為副院 長，由總統提名，經立法院同意任命之，自中華民國九十二年起實施，不 適用憲法第七十九條之規定。關於司法院第六屆大法官於九十二年任期屆 滿前，大法官及司法院院長、副院長出缺時，其任命之程序，現行憲法增 修條文未設規定。惟司法院院長、副院長及大法官係憲法所設置，並賦予 一定之職權，乃憲政體制之一環，為維護其機制之完整，其任命程序如何 ，自不能無所依循。司法院院長、副院長及大法官由總統提名，經民意機 關同意後任命之，係憲法及其增修條文之一貫意旨，亦為民意政治基本理 念之所在。現行憲法增修條文既已將司法、考試、監察三院人事之任命程 序改由總統提名，經立法院同意任命，基於憲法及其歷次增修條文之一貫 意旨與其規範整體性之考量，人事同意權制度設計之民意政治原理，司法 院第六屆大法官於九十二年任期屆滿前，大法官及司法院院長、副院長出 缺時，其任命之程序，應由總統提名，經立法院同意任命之。

國家為達成行政上之任務，得選擇以公法上行為或私法上行為作為實 施之手段。其因各該行為所生爭執之審理，屬於公法性質者歸行政法院， 私法性質者歸普通法院。惟立法機關亦得依職權衡酌事件之性質、既有訴 訟制度之功能及公益之考量，就審判權歸屬或解決紛爭程序另為適當之設 計。此種情形一經定為法律，即有拘束全國機關及人民之效力，各級審判 機關自亦有遵循之義務。 中華民國七十一年七月三十日制定公布之國民住宅條例，對興建國民 住宅解決收入較低家庭居住問題，採取由政府主管機關興建住宅以上述家 庭為對象，辦理出售、出租、貸款自建或獎勵民間投資興建等方式為之。 其中除民間投資興建者外，凡經主管機關核准出售、出租或貸款自建，並 已由該機關代表國家或地方自治團體與承購人、承租人或貸款人分別訂立 買賣、租賃或借貸契約者，此等契約即非行使公權力而生之公法上法律關 係。上開條例第二十一條第一項規定：國民住宅出售後有該條所列之違法 情事者，「國民住宅主管機關得收回該住宅及基地，並得移送法院裁定後 強制執行」，乃針對特定違約行為之效果賦予執行力之特別規定，此等涉 及私權法律關係之事件為民事事件，該條所稱之法院係指普通法院而言。 對此類事件，有管轄權之普通法院民事庭不得以行政訴訟新制實施，另有 行政法院可資受理為理由，而裁定駁回強制執行之聲請。 事件經本院解釋係民事事件，認提起聲請之行政法院無審判權者，該 法院除裁定駁回外，並依職權移送有審判權限之普通法院，受移送之法院 應依本院解釋對審判權認定之意旨，回復事件之繫屬，依法審判，俾保障 人民憲法上之訴訟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