憲法第七條規定，人民在法律上一律平等。立法機關制定冤獄賠償法 ，對於人民犯罪案件，經國家實施刑事程序，符合該法第一條所定要件者 ，賦予身體自由、生命或財產權受損害之人民，向國家請求賠償之權利。 凡自由、權利遭受同等損害者，應受平等之保障，始符憲法第七條規定之 意旨。 冤獄賠償法第一條規定，就國家對犯罪案件實施刑事程序致人民身體 自由、生命或財產權遭受損害而得請求國家賠償者，依立法者明示之適用 範圍及立法計畫，僅限於司法機關依刑事訴訟法令受理案件所致上開自由 、權利受損害之人民，未包括軍事機關依軍事審判法令受理案件所致該等 自由、權利受同等損害之人民，係對上開自由、權利遭受同等損害，應享 有冤獄賠償請求權之人民，未具正當理由而為差別待遇，若仍令依軍事審 判法令受理案件遭受上開冤獄之受害人，不能依冤獄賠償法行使賠償請求 權，足以延續該等人民在法律上之不平等，自與憲法第七條之本旨有所牴 觸。司法院與行政院會同訂定發布之辦理冤獄賠償事件應行注意事項（下 稱注意事項）第二點規定，雖符合冤獄賠償法第一條之意旨，但依其規定 內容，使依軍事審判法令受理案件遭受冤獄之人民不能依冤獄賠償法行使 賠償請求權，同屬不符平等原則之要求。為符首揭憲法規定之本旨，在冤 獄賠償法第一條修正施行前，或規範軍事審判所致冤獄賠償事項之法律制 定施行前，凡自中華民國四十八年九月一日冤獄賠償法施行後，軍事機關 依軍事審判法令受理之案件，合於冤獄賠償法第一條之規定者，均得於本 解釋公布之日起二年內，依該法規定請求國家賠償。

人民身體之自由應予保障，非由法院依法定程序，不得審問、處罰， 憲法第八條設有明文。戒嚴時期在戒嚴地域內，最高司令官固得於必要範 圍內以命令限制人民部分之自由，惟關於限制人身自由之處罰，仍應以法 律規定，且其內容須實質正當，並經審判程序，始得為之。戡亂時期預防 匪諜再犯管教辦法第二條規定：「匪諜罪犯判處徒刑或受感化教育，已執 行期滿，而其思想行狀未改善，認有再犯之虞者，得令入勞動教育場所， 強制工作嚴加管訓 (第一項) 。前項罪犯由執行機關報請該省最高治安機 關核定之 (第二項) 。」未以法律規定必要之審判程序，而係依行政命令 限制人民身體之自由，不論其名義係強制工作或管訓處分，均為嚴重侵害 人身自由之處罰。況該條規定使國家機關僅依思想行狀考核，認有再犯之 虞，即得對已服刑期滿之人民再行交付未定期限之管訓，縱國家處於非常 時期，出於法律之規定，亦不符合最低限度之人權保障，與憲法第八條及 第二十三條之規定有所牴觸，應不予適用。 戒嚴時期人民受損權利回復條例第六條第一項第四款規定，人民於戒 嚴時期因犯內亂、外患、懲治叛亂條例或檢肅匪諜條例之罪，於有罪判決 或交付感化教育、感訓處分，執行完畢後，未依法釋放者，得聲請所屬地 方法院準用冤獄賠償法相關規定，請求國家賠償，係指於有罪判決或感化 教育、感訓處分裁判執行完畢後，任意繼續延長執行，或其他非依法裁判 所為限制人身自由之處罰，未予釋放，得請求國家賠償之情形而言，從而 上開規定與憲法平等保障人民權利之意旨，尚無不符。

台灣地區在戒嚴時期刑事案件之審判權由軍事審判機關行使者，其適 用之程序與一般刑事案件有別，救濟功能亦有所不足，立法機關乃制定戒 嚴時期人民受損權利回復條例，對犯內亂罪及外患罪，符合該條例所定要 件之人民，回復其權利或給予相當賠償，而明定限於犯外患罪、內亂罪之 案件，係基於此類犯罪涉及政治因素之考量，在國家處於非常狀態，實施 戒嚴之情況下，軍事審判機關所為認事用法容有不當之處。至於其他刑事 案件不在上開權利回復條例適用之列，要屬立法裁量範圍，與憲法尚無牴 觸。 戒嚴時期人民受損權利回復條例第六條適用對象，以「受無罪之判決 確定前曾受羈押或刑之執行者」為限，未能包括不起訴處分確定前或後、 經治安機關逮捕以罪嫌不足逕行釋放前、無罪判決確定後、有罪判決（包 括感化、感訓處分）執行完畢後，受羈押或未經依法釋放之人民，係對權 利遭受同等損害，應享有回復利益者，漏未規定，顯屬立法上之重大瑕疵 ，若仍適用該條例上開規定，僅對受無罪判決確定前喪失人身自由者予以 賠償，反足以形成人民在法律上之不平等，就此而言，自與憲法第七條有 所牴觸。是凡屬上開漏未規定之情形，均得於本解釋公布之日起二年內， 依該條例第六條規定請求國家賠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