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鑑證明書，大都於不動產物權或於法律上重要權利之得喪、變更有重大 影響之事項，作為當事人表示真意之主要憑證，自不在刑法第二百十二條 範圍之內。

刑法上之幫助犯，以正犯已經犯罪為構成要件，故幫助犯無獨立性，如無 他人犯罪行為之存在，幫助犯即無由成立。

刑法上之幫助犯，係指以幫助之意思，對於正犯資以助力，而未參與實施 犯罪之行為者而言，如就構成犯罪事實之一部，已參與實施即屬共同正犯 。上訴人既於他人實施恐嚇時，在旁助勢，攔阻被恐嚇人之去路，即已分 擔實施犯罪行為之一部，自係共同正犯，原判決以幫助犯論擬，非無違誤 。

僅以館舍供人自行施打嗎啡之行為，衹能構成施打嗎啡之幫助犯，與刑法 第二百五十九條之要件不合。

刑法第二十八條之共同正犯，係指二人以上共同實施犯罪之行為者而言， 幫助他人犯罪，並非實施正犯，在事實上雖有二人以上共同幫助殺人，要 亦各負幫助殺人責任，仍無適用該條之餘地。

現行刑法分則殺人罪章，雖無同謀殺人之規定，然此項犯罪，已包括於其 總則共犯章之中，故同謀情形，除以自己犯罪之意思，就犯罪實行之方法 ，以及實施之順序，有所計劃，應成立共同正犯外，如僅對於決意犯罪之 人，與以精神上之助力，則應成立從犯。本件被告雖曾參與某甲等殺害某 乙之謀議，但既非以自己犯罪意思，就犯罪實行之方法，以及實施之順序 ，有所計劃，自係僅對於某甲等之殺人，與以精神上之助力而已，祇應成 立從犯，而非共同正犯。

上訴人於某甲等將乙女誘出後，在其犯罪行為繼續中，為之作媒作保，便 利完成其犯罪之目的，自係幫助行為，尚難以上訴人曾分得媒費，即認為 共同正犯。

上訴人對於某甲發掘墳墓事前表示贊同，不過於某甲已決意犯罪後，與以 精神上之助力，祇應成立幫助犯。

從犯係幫助他人犯罪，教唆犯係教唆他人犯罪，均非自行實施犯罪之人， 此觀於刑法第二十九條第一項、第三十條第一項之規定甚明，故刑法上之 教唆犯，並無幫助犯，其幫助教唆者，仍應解為實施犯罪(即正犯)之幫助 犯，如幫助教唆殺人而被教唆人並未實施者，在教唆犯固應以殺人未遂論 科，而幫助教唆之人，仍因無實施正犯之故，不成立殺人罪之從犯。

某乙於某甲意圖繼承遺產偽造文約之際，列名作證，雖非參加偽造內容之 行為，亦無圖得該遺產之意，但其列名既在增強該文約之效力，仍難免幫 助偽造之責。

刑法上之從犯，以在他人實施犯罪行為前或實施中，予以助力，為構成要 件。若於他人犯罪完成後為之幫助，除法律別有處罰規定，應依其規定論 處罪刑外，尚難以從犯之例相繩。

從犯之幫助行為，雖兼賅積極、消極兩種在內，然必有以物質上或精神上 之助力予正犯之實施犯罪之便利時，始得謂之幫助。若於他人實施犯罪之 際，僅以消極態度不加阻止，並無助成正犯犯罪之意思，及便利其實施犯 罪之行為者，即不能以從犯論擬。

上訴人在製造嗎啡機關內，如僅係受僱服洗滌器具等一切雜事，對於製造 嗎啡並無加工行為，縱係知情，尚難論以幫助製造嗎啡罪。

(一) 刑法第三十條第二項之得減，應按幫助行為之價值定之，第五十九 條之得減，應按犯罪前後之一切情狀可否憫恕定之，二者性質原不 相同，故審判上對於幫助他人犯罪者之科刑，有時不適用從犯減輕 之規定，而因情狀可憫恕之故，逕依酌量減輕之規定，予以減輕， 要難指為違法。 (二) 刑法第六十四條第二項、第六十五條第二項、第六十六條均係規定 刑罰減輕之標準，但使減刑合於上開法定標準，縱判決內未明引上 開法條，亦不得遽指為違法。

刑法上幫助犯，以正犯已經犯罪為構成要件，危害民國緊急治罪法第二條 第二款之宣傳罪，既須以文字、圖畫或演說為叛國之宣傳，始能成立，如 果正犯尚未著手宣傳，則其傳遞宣傳文件之人，自無構成該條幫助犯之餘 地。

刑法上所謂幫助他人犯罪，係指就他人之犯罪加以助力，使其易於實施之 積極的或消極的行為而言。如在正犯實施前，曾有幫助行為，其後復參與 犯罪構成要件之行為者，即已加入犯罪之實施，其前之低度行為應為後之 高度行為所吸收，仍成立共同正犯，不得以從犯論。

上訴人出租房屋，並代正犯寄藏製造毒丸之藥水等物，雖予正犯以犯罪上 之便利，尚難謂於製造毒丸之實施中，為直接重要之幫助。

鴉片刮漿係在栽種罌粟行為完成以後，刑法既無事後共犯之例，則代人收 刮漿之行為，自係製造鴉片之事前幫助，而非幫助栽種罌粟。

擄人時僅在把風，擄人後又未參與勒贖行為者，應論以實施中直接重要之 幫助，未可概認為共同正犯。

上訴人於某甲等實施殺害某乙之際，僅在場紮縛某乙之妻，以排除其妨果 條件，並未分擔起果條件之行為，即係於他人實施犯罪之際，為直接重要 之幫助，不能認為共同正犯。

(一) 某甲被綁，上訴人僅事前帶領綁匪指點門戶，即行他去，並非於實 施擄架之際，為直接及重要之幫助，應成立刑法第四十四條第一項 之從犯，依同條第三項前段減輕處斷。 (二) 擄人勒贖，祇須被擄人喪失行動自由而置於加害者實力支配之下， 即屬既遂，如將被擄人擄走十餘步，復被人奪回，是被擄人已入加 害人實力支配之下，自已達於擄人勒贖罪既遂之程度。

凡意圖幫助犯罪而以言語或動作從旁助勢，足以增加正犯犯罪之力量者， 即屬幫助行為，無解於從犯之責。

供給場所以窩藏被擄人，縱未親任看守，亦係於正犯實施擄贖行為繼續中 ，予以必要不可缺之助力，自屬直接重要之幫助。

刑法上之藏匿犯人罪，係指對於已經犯罪之人而為藏匿或使之隱避者而言 ，若於實施犯罪之前，將其藏匿，直接或間接予以犯罪之便利，則應就正 犯所實施之犯罪，認為幫助犯，不成立藏匿犯人罪名。

代綁匪寫勒贖信，雖係於正犯實施犯罪中為之幫助，但其性質尚非直接及 重要，應成立刑法第四十四條第一項之從犯，依同條第三項前段減輕處斷 。

從犯因幫助正犯而成立，苟正犯之犯罪行為終了，即無由成立從犯。甲於 乙被擄後，受囑向匪擔保贖款，乙因而得釋，縱甲復因匪之逼索前款，令 人將乙綑縛，究非於擄人勒贖中加以幫助，依法應另構成教唆妨害自由罪 ，無幫助擄人勒贖之可言。

單純為匪照護被擄之孩童，固應按擄人勒贖正犯之刑減二分之一處斷，若 係知情容留並任看守之責，即係於正犯犯罪繼續中予以直接重要之幫助， 不能僅處以從犯之刑。

殺人之同謀犯，係指對於他人之殺人行為，事前僅參與謀議，並未幫助實 施者而言。若於正犯實施殺人以前，予以幫助，則為從犯，與同謀犯有別 。某甲因聽從唆使，將被害人邀至加害人家中以便殺害，是於正犯實施殺 人以前，顯有幫助行為，自屬預謀殺人之從犯，不應以同謀殺人論科。

事前參與殺人謀議，著手殺人之際，又共同將被害人綑縛，俾便殺害，是 已由同謀進而至於幫助，即應按其所發展之犯罪程度，論以幫助殺人罪刑 。

刑法第四十四條所謂幫助，係指與正犯以便利使其易於實施犯罪行為而言 。在擄人勒贖案件，若僅為被綁之戶向土匪接洽取贖，其目的既非幫助正 犯，即不能以從犯論科。

刑法上之共同正犯，以共同實施犯罪之行為者為限，如於實施強盜以前為 盜匪作線，自係正犯實施前之幫助行為，合於同法第四十四條第一項之從 犯。

刑法上幫助之行為，須有幫助他人犯罪之意思，如無此種故意，基於其他 原因，以助成他人犯罪之結果，尚難以幫助論。

共同正犯，必以共同實施或分擔實施一部之人為限。所謂實施，即實行犯 罪構成要素之行為已達於著手之程度而言，若僅於事前參與計劃，而予以 相當之助力者，祇應論以事前幫助之從犯。

刑法第四十四條之幫助犯，非但行為之外形可認為幫助，且必須與正犯有 犯意之聯絡。若幫助之人，誤信為正當行為，並無違法之認識，則其行為 縱予正犯以助力，尚難遽令負幫助之罪責。

上訴人所稱買假票之某姓，即係公安局原函所敘眼線，某某眼線為偵查犯 罪收買假票，既非意圖供行使之用，如果單純受眼線之託代買假票，尚難 遽謂為幫助犯罪。

查從犯成立之要件，必須正犯有著手實施犯罪之行為，且其行為達於可罰 之程度，始能構成。據原判認定事實僅稱，上訴人專代共產黨印刷宣傳共 產主義及詆毀國民政府，慫恿階級鬥爭等報紙書籍等情，究竟此項報紙書 籍如何著手宣傳，並未明白認定，查危害民國緊急治罪法既無處罰預備行 為之明文 (當時有效之暫行反革命治罪法亦同) ，若就原判認定印刷上述 反動刊物，似尚未著手宣傳，僅在預備宣傳階段之中，而此項犯罪之危險 性，又屬甚大，究竟曾否著手宣傳，既與罪刑出入有關，原審並未切實調 查，遽予含混判決，殊於職權能事有所未盡。

被告某甲於某乙與某丙爭毆之際，乃將某丙髮辮揪住，以遂其傷害之目的 ，是其行為，自不得謂非直接及重要幫助。原判決適用刑法第四十四條第 三項但書之規定處斷，尚無不合。

上訴人於其他被告殺人之際，並未共同實施，僅於事前幫同灌酒，予以實 施之便利，暨事後抬屍遺棄，僅應負幫助殺人及共同遺棄屍體之責。

看守肉票，為綁匪實施犯罪行為時重要之幫助。

刑法第四十四條第一項之從犯，因幫助正犯而成立，苟無正犯之存在，即 無從成立從犯，本案某甲和賣其妻某氏，被告等為之介紹，在某甲之賣妻 行為，既非出於強迫，不成立妨害自由之罪，則被告等從中媒介，按之上 述說明，自無從犯之可言。

刑法第四十四條第一項係以與正犯有共同之認識而幫助實施為要件，若於 正犯之犯罪無共同之認識，或於正犯犯罪已經完成而僅止事後加功者，即 不能謂有共犯之關係。

上訴人如於擄贖之進行中，僅隨行接洽贖款，並未共同實施擄人行為，則 係幫助擄人勒贖，在現行刑法 (舊) 第四十四條第一項，認為從犯。

上訴人某甲僅止看守被擄人，係實施中為直接及重要之幫助，自應適用刑 法第四十四條以從犯論科，原審引用刑法第四十二條以共同正犯論，顯屬 違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