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華民國九十一年一月三十日修正公布之傳染病防治法第三十七條第 一項規定：「曾與傳染病病人接觸或疑似被傳染者，得由該管主管機關予 以留驗；必要時，得令遷入指定之處所檢查，或施行預防接種等必要之處 置。」關於必要之處置應包含強制隔離在內之部分，對人身自由之限制， 尚不違反法律明確性原則，亦未牴觸憲法第二十三條之比例原則，與憲法 第八條依正當法律程序之意旨尚無違背。 曾與傳染病病人接觸或疑似被傳染者，於受強制隔離處置時，人身自 由即遭受剝奪，為使其受隔離之期間能合理而不過長，仍宜明確規範強制 隔離應有合理之最長期限，及決定施行強制隔離處置相關之組織、程序等 辦法以資依循，並建立受隔離者或其親屬不服得及時請求法院救濟，暨對 前述受強制隔離者予以合理補償之機制，相關機關宜儘速通盤檢討傳染病 防治法制。

立法機關基於重大之公益目的，藉由限制人民自由之強制措施，以貫 徹其法定義務，於符合憲法上比例原則之範圍內，應為憲法之所許。行政 執行法關於「管收」處分之規定，係在貫徹公法上金錢給付義務，於法定 義務人確有履行之能力而不履行時，拘束其身體所為間接強制其履行之措 施，尚非憲法所不許。惟行政執行法第十七條第二項依同條第一項規定得 聲請法院裁定管收之事由中，除第一項第一、二、三款規定：「顯有履行 義務之可能，故不履行者」、「顯有逃匿之虞」、「就應供強制執行之財 產有隱匿或處分之情事者」，難謂其已逾必要之程度外，其餘同項第四、 五、六款事由：「於調查執行標的物時，對於執行人員拒絕陳述者」、「 經命其報告財產狀況，不為報告或為虛偽之報告者」、「經合法通知，無 正當理由而不到場者」，顯已逾越必要程度，與憲法第二十三條規定之意 旨不能謂無違背。 行政執行法第十七條第二項依同條第一項得聲請拘提之各款事由中， 除第一項第二款、第六款：「顯有逃匿之虞」、「經合法通知，無正當理 由而不到場」之情形，可認其確係符合比例原則之必要條件外，其餘同項 第一款、第三款、第四款、第五款：「顯有履行義務之可能，故不履行者 」、「就應供強制執行之財產有隱匿或處分之情事者」、「於調查執行標 的物時，對於執行人員拒絕陳述者」、「經命其報告財產狀況，不為報告 或為虛偽之報告者」規定，顯已逾越必要程度，與前揭憲法第二十三條規 定意旨亦有未符。 人身自由乃人民行使其憲法上各項自由權利所不可或缺之前提，憲法 第八條第一項規定所稱「法定程序」，係指凡限制人民身體自由之處置， 不問其是否屬於刑事被告之身分，除須有法律之依據外，尚須分別踐行必 要之司法程序或其他正當法律程序，始得為之。此項程序固屬憲法保留之 範疇，縱係立法機關亦不得制定法律而遽予剝奪；惟刑事被告與非刑事被 告之人身自由限制，畢竟有其本質上之差異，是其必須踐行之司法程序或 其他正當法律程序，自非均須同一不可。管收係於一定期間內拘束人民身 體自由於一定之處所，亦屬憲法第八條第一項所規定之「拘禁」，其於決 定管收之前，自應踐行必要之程序、即由中立、公正第三者之法院審問， 並使法定義務人到場為程序之參與，除藉之以明管收之是否合乎法定要件 暨有無管收之必要外，並使法定義務人得有防禦之機會，提出有利之相關 抗辯以供法院調查，期以實現憲法對人身自由之保障。行政執行法關於管 收之裁定，依同法第十七條第三項，法院對於管收之聲請應於五日內為之 ，亦即可於管收聲請後，不予即時審問，其於人權之保障顯有未週，該「 五日內」裁定之規定難謂周全，應由有關機關檢討修正。又行政執行法第 十七條第二項：「義務人逾前項限期仍不履行，亦不提供擔保者，行政執 行處得聲請該管法院裁定拘提管收之」、第十九條第一項：「法院為拘提 管收之裁定後，應將拘票及管收票交由行政執行處派執行員執行拘提並將 被管收人逕送管收所」之規定，其於行政執行處合併為拘提且管收之聲請 ，法院亦為拘提管收之裁定時，該被裁定拘提管收之義務人既尚未拘提到 場，自不可能踐行審問程序，乃法院竟得為管收之裁定，尤有違於前述正 當法律程序之要求。另依行政執行法第十七條第二項及同條第一項第六款 ：「經合法通知，無正當理由而不到場」之規定聲請管收者，該義務人既 猶未到場，法院自亦不可能踐行審問程序，乃竟得為管收之裁定，亦有悖 於前述正當法律程序之憲法意旨。 憲法第八條第一項所稱「非經司法或警察機關依法定程序，不得逮捕 、拘禁」之「警察機關」，並非僅指組織法上之形式「警察」之意，凡法 律規定，以維持社會秩序或增進公共利益為目的，賦予其機關或人員得使 用干預、取締之手段者均屬之，是以行政執行法第十九條第一項關於拘提 、管收交由行政執行處派執行員執行之規定，核與憲法前開規定之意旨尚 無違背。 上開行政執行法有違憲法意旨之各該規定，均應自本解釋公布之日起 至遲於屆滿六個月時失其效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