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事訴訟，係以確定國家具體之刑罰權為目的，為保全證據並確保刑罰之 執行，於訴訟程序之進行，固有許實施強制處分之必要，惟強制處分之搜 索、扣押，足以侵害個人之隱私權及財產權，若為達訴追之目的而漫無限 制，許其不擇手段為之，於人權之保障，自有未周。故基於維持正當法律 程序、司法純潔性及抑止違法偵查之原則，實施刑事訴訟程序之公務員不 得任意違背法定程序實施搜索、扣押；至於違法搜索、扣押所取得之證據 ，若不分情節，一概以程序違法為由，否定其證據能力，從究明事實真相 之角度而言，難謂適當，且若僅因程序上之瑕疵，致使許多與事實相符之 證據，無例外地被排除而不用，例如案情重大，然違背法定程序之情節輕 微，若遽捨棄該證據不用，被告可能逍遙法外，此與國民感情相悖，難為 社會所接受，自有害於審判之公平正義。因此，對於違法搜索、扣押所取 得之證據，除法律另有規定外，為兼顧程序正義及發現實體真實，應由法 院於個案審理中，就個人基本人權之保障及公共利益之均衡維護，依比例 原則及法益權衡原則，予以客觀之判斷，亦即宜就違背法定程序之程度 。違背法定程序時之主觀意圖（即實施搜索、扣押之公務員是否明知違 法並故意為之）。違背法定程序時之狀況（即程序之違反是否有緊急或 不得已之情形）。侵害犯罪嫌疑人或被告權益之種類及輕重。犯罪所 生之危險或實害。禁止使用證據對於預防將來違法取得證據之效果。 偵審人員如依法定程序，有無發現該證據之必然性。證據取得之違法對 被告訴訟上防禦不利益之程度等情狀予以審酌，以決定應否賦予證據能力 。

被告供認犯罪之自白，如係出於強暴、脅迫、利誘、詐欺或其他不正方法 ，取得該項自白之偵訊人員，往往應擔負行政甚或刑事責任，若被告已提 出證據主張其自白非出於任意性，法院自應深入調查，非可僅憑負責偵訊 被告之人員已證述未以不正方法取供，即駁回此項調查證據之聲請。刑事 訴訟之目的，固在發現實體的真實，使國家得以正確的適用刑法權，並藉 之維護社會秩序及安全，惟其手段仍應合法、潔淨、公正，以保障人權， 倘證據之取得，非依法定程序，則應就人權保障與公共利益之均衡維護， 依比例原則予以衡酌，以決定該項非依法定程序取得之證據應否賦予證據 能力。

刑事訴訟法第一百五十七條所稱無庸舉證之「公眾週知之事實」，係指具 有通常知識經驗之一般人所通曉且無可置疑而顯著之事實而言，如該事實 非一般人所知悉或並非顯著或尚有爭執，即與公眾週知事實之性質，尚不 相當，自仍應舉證證明，始可認定，否則即有違認定事實應憑證據之法則 。

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雖不以直接證據為限，間接證據亦包括在內； 然而無論直接或間接證據，其為訴訟上之證明，須於通常一般之人均不致 有所懷疑，而得確信其為真實之程度者，始得據為有罪之認定，倘其證明 尚未達到此一程度，而有合理之懷疑存在時，事實審法院復已就其心證上 理由予以闡述，敘明其如何無從為有罪之確信，因而為無罪之判決，尚不 得任意指為違法。

間接事實之本身，雖非證據，然因其具有判斷直接事實存在之作用，故亦 有證據之機能，但其如何由間接事實推論直接事實之存在，則仍應為必要 之說明，始足以斷定其所為推論是否合理，而可認為適法。

刑事訴訟本於職權主義之效能，凡得為證據之資料，均具有論理之證據能 力，是以法律上對於證據之種類，並未設有若何之限制。本件另案處理之 少年犯洪某，既已供稱，被告曾參與圍毆被害人，並由參與者中之一人持 刀予以刺殺等語，雖其未有言及伊自己亦有參與殺害之行為，非屬不利於 己之陳述；但如上述，仍非不得為心證形成所得審酌之證據資料。

告訴人、證人之陳述有部分前後不符，或相互間有所歧異時，究竟何者為 可採，法院仍得本其自由心證予以斟酌，非謂一有不符或矛盾，即應認其 全部均為不可採信；尤其關於行為動機、手段及結果等之細節方面，告訴 人之指陳，難免故予誇大，證人之證言，有時亦有予渲染之可能；然其基 本事實之陳述，若果與真實性無礙時，則仍非不得予以採信。

證人所作先後不同之證言，何者為可採，事實審法院本得參酌其他相關證 據為自由之判斷，苟無違經驗法則，即難指為違法。原審依據上訴人係於 綽號「阿南」者正趨前欲向其購買速賜康而尚未交易成立之際，即被警當 場查獲，並扣獲速賜康三十七支等有關證據，而認證人林某在警局之證言 為可採，其在後之證言係屬迴護上訴人之語，不足採信，核屬審判職權之 合法行使，不能指為違法。

刑事訴訟法係採自由心證主義，對於證據之種類並未設有限制，被害人在 警局之陳述，亦得採為認定犯罪事實之證據資料，並非刑事訴訟法第一百 五十九條所謂不得作為證據之情形。至其證明力如何，則由法院自由判斷 。原判決係以被害人案發之初在警局訊問中之陳述，為認定上訴人犯罪證 據之一，且該項陳述之筆錄，既經顯之於公判庭，提示予上訴人辯論，依 刑事訴訟法第一百六十五條之規定，已不能謂原審就此未有調查，況其復 以林某之證言，及省立台南醫院之診斷證明書，增強其證據能力，則其證 據調查方法與採證之運用，顯均與證據法則無違。

證據已在審判期日顯出於審判庭，經法院就其是否可信為直接之調查者， 即得採為判決之基礎。現行我國刑事訴訟制度，就證據之蒐集與調查，並 不僅限於在法院始得為之，檢察官之偵查不論矣，即司法警察官或司法警 察依刑事訴訟法第二百二十九條至第二百三十一條之規定，亦有協助檢察 官偵查犯罪之職權，若司法警察單位所為證據調查之資料，法院得依直接 審理之方式加以調查者，仍具有證據能力。上訴人徒以原審將警訊資料作 為判決之基礎，即謂其有違刑事訴訟法第三百七十九條第十款規定，自非 可採。

證據之證明力雖由法院自由判斷，然證據之本身如對於待證事實不足為供 證明之資料，而事實審仍採為判決基礎，則其自由判斷之職權行使，自與 採證法則有違。

有罪判決書所憑之證據，以足以證明其所認定之犯罪事實為必要，若所憑 之證據與待證事實不相符合，即屬證據上理由予盾之違法。

當事人於審理事實之法院，本可隨時請求調查有利之證據，原判決對於上 訴人等所舉證人之證言，不說明其有何瑕疵，徒以上訴人等於第二審始行 舉證，係屬事後串飾無可憑信，悉予摒棄，其自由判斷職權之運用，顯與 證據法則有違。

刑事訴訟採職權調查主義，鑑定報告祇為形成法院心證之資料，對於法院 之審判並無拘束力，故待證事項雖經鑑定，法院仍應本於職權予以調查， 以期發見事實之真相，不得僅以鑑定報告作為判決之唯一依據。

刑事訴訟法係採真實發現主義，審理事實之刑事法院，應自行調查證據， 以為事實之判斷，並不受民事判決之拘束，如當事人聲明之證據方法，與 認定事實有重要關係，仍應予以調查，就其心證而為判斷，不得以民事確 定判決所為之判斷，逕援為刑事判決之基礎。

證據之證明力，雖由法院自由判斷之，要必先有相當之調查，始有自由判 斷之可言，故審理事實之法院，對於案內一切證據，如未踐行調查程序， 即不得遽為被告有利或不利之認定。

證據之證明力如何，雖屬於事實審法院自由判斷職權，而其所為判斷，仍 應受經驗法則與論理法則之支配。

證據之證明力，固屬於法院判斷之自由，但不得違背經驗法則，如證據之 本身依照吾人日常生活經驗所得之定則觀察，尚非無疑竇時，則遽難採為 判決之基礎。

刑事訴訟以發見真實為目的，共同被告就同一事實之一部或全部所為不利 於己之陳述，互有出入時，應本於事實審法院之職權詳為調查，斟酌各方 面之情形，依自由心證判斷其孰為可信，不得因彼此陳述偶有紛歧，即全 部予以捨棄。

精神是否耗弱，乃屬醫學上精神病科之專門學問，非有專門精神病醫學研 究之人予以診察鑑定，不足以資斷定。

證據由法院自由判斷，故證人之證言縱令先後未盡相符，但法院本於審理 所得之心證，就其證言一部分認為確實可信予以採取，原非法所不許。

證據之證明力，雖得由法院以自由判斷，然此項自由判斷職權之行使，須 不違背一般經驗之法則。

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並不以直接證據為限，即綜合各種間接證據， 本於推理作用，為認定犯罪事實之基礎，如無違背一般經驗法則，尚非法 所不許。

事實審法院本於調查所得之資料，以自由心證認為證言一部為真實者，固 得採取或捨棄其一部，以為裁判之根據，但其所以採取或捨棄一部分之心 證理由，應詳為闡述，方足以昭折服。

鑑定人之鑑定，雖足為證據資料之一種，但鑑定報告顯有疑義時，審理事 實之法院，仍應調查其他必要之證據，以資認定，不得專憑不實不盡之鑑 定報告，作為判決之唯一證據。

共同被告所為不利於己之陳述，固有證明其他共犯犯罪之效力，但其陳述 有無疑竇，及能否採信，法院於職權範圍內，仍應予以相當之調查。 註：本院九十五年九月二十六日第十九次刑事庭會議決議：「本則判例於 司法院釋字第五八二號解釋範圍內，不再援用」。

證據之取捨，法院原有自由判斷之權，而共同被告之陳述前後兩歧者，究 竟孰為可採，法院亦應衡情酌理予以審定，原審本此理由判決，按之採證 法則，尚無不合。

證據之證明力，固屬於法院判斷之自由，惟證據之本身如有瑕疵，則在此 瑕疵未能究明以前，遽採為有罪之根據，即難謂為適法。

被害人所述被害情形如無瑕疵可指，而就其他方面調查又與事實相符，則 其供述未始不足據為判決之基礎。

公文書之證明力如何，仍屬於法院之自由判斷，若公文書所載之事實另有 來源，而就其來源調查之結果不能認為確實時，亦未便因其為公文書之故 ，遽謂事實審法院未予採取為違法。

未經訊問人或制作人簽名之筆錄，不過證明力較為薄弱，並非絕無證據能 力，該筆錄記載之內容是否可採，仍應由事實審法院自由判斷，不能以其 採用為違法。

刑事案件之審判，固不受民事判決確認事實之拘束，得為相異之認定，但 刑事法院調查證據之結果，如與民事判決之認定意見相同，自得仍為同一 之認定。

被告親友為被告有利益之證言，其證明力如何，固屬於事實審法院自由判 斷之職權，而其所為判斷，仍須受論理法則之支配，原判決對於甲、乙、 丙等之證言，不說明其有何瑕疵，徒以其與上訴人等非親即友，即謂其係 出於勾串，其自由判斷之職權運用顯不合論理上之法則。

刑事訴訟法關於證據之種類並未設有若何之限制，鄉公所之訊問筆錄，仍 不失為證據之一種，雖其證明力如何，屬於事實審法院之自由判斷，究非 根本不能採用。

法院依自由心證為證據判斷時，不得違背經驗法則，所謂經驗法則，係指 吾人基於日常生活經驗所得之定則，並非個人主觀上之推測。

被告之自白，經查明與事實不符者，自不得採為證據。

判斷文書之真偽，原非以鑑定為必要之方法，故事實審法院，就其他有關 係之真正文書足以證明系爭文書非出於虛構者，即認為不成立偽造文書罪 ，縱未付與鑑定，核與證據法則亦無違背。

認定犯罪事實應依證據，為刑事訴訟法所明定，故被告否認犯罪事實所持 之辯解，縱屬不能成立，仍非有積極證據足以證明其犯罪行為，不能遽為 有罪之認定。

證據之證明力雖由法院自由判斷，然證據之本身存有瑕疵或對於待證事實 不足以供證明之資料，而事實審仍採為判決基礎，則其自由判斷之職權行 使，即不得謂非逾越範圍。

第三審發回所指示之點，在第二審法院固應受其拘束，若更審法院於指示 範圍以外，另有證據可憑，未嘗不可採為判決之資料。

認定不利於被告之事實，須依積極證據，苟積極證據不足為不利於被告事 實之認定時，即應為有利於被告之認定，更不必有何有利之證據。

第二審為審理事實之法院，當事人本可隨時提出證據請求調查，縱令舉證 稍遲，而其是否可採仍不外證據之證明力問題，依法仍應由第二審就其心 證所得，自由判斷。

採為判決資料之證據，必須與認定事實相適合，故與犯罪事實不生關係之 證據，即不足為自由判斷之資料。

(一) 教唆犯以須實施者之犯罪在其教唆範圍以內者，始負責任，如實施 者之犯罪越出教唆範圍之外，則教唆者對於越出部分之犯罪行為， 不負教唆責任。 (二) 證據之證明力由法院自由判斷之，為刑事訴訟法第二百六十九條所 明定，此項自由判斷職權之行使，苟係基於普通日常生活之經驗， 而非違背客觀上應認為確實之定則者，即屬合於經驗法則，不容當 事人任意指摘。

事實審法院，對於證據之取捨，依法有自由判斷之權，原判決採取法醫研 究所之鑑定報告，及證人甲、乙等有利於被告等之證言，認為被告傷害致 人於死嫌疑均屬不能證明，而捨棄偵查中之驗斷書及證人戊、己等不利於 被告等之證言，核與證據法則不相違背，即不能指為違法。

（一）刑事訴訟法關於被告之自白，法院應調查必要證據，以察其是否與 事實相符之規定，係指被告雖自白犯罪，仍應就其他必要證據從事 調查，以察其自白之虛實者而言，若法院於被告自白後，已經查有 確實證據可資認定，僅其自白前後稍有參差，並與所查得之必要證 據略有出入者，則其自白是否可採，即仍屬於法院判斷證據力之職 權。 （二）行使偽造紙幣，本含有詐欺性質，苟其行使之偽幣，在形式上與真 幣相同，足以使一般人誤認為真幣而矇混使用者，即屬行使偽造紙 幣而不應以詐欺罪論擬。本件搜獲之偽造中央銀行十元紙幣，及中 國農民銀行一元紙幣，其式樣色澤文字數額之主要部分，表面上極 與真鈔相似，其中央之十元紙幣，僅背面號碼之左方３字，於右方 作為２字，苟非詳加辨認，不易察知真偽，而農民銀行一元紙幣之 水印，如非與真幣細加比較，尤難發見其瑕疵所在，何能以此等易 使一般人忽略部分之不同，即謂與行使偽幣罪之要件不符，上訴意 旨主張應依詐欺罪處斷，自難成立。

證據之證明力由法院自由判斷之，為刑事訴訟法第二百六十九條所明定， 上訴人提出之反證某甲等雖謂某乙係自行落水身死，而據告訴人所舉證人 某丙等則謂，上訴人奪某乙之篙自撐，因未注意致推動某乙失足落水身死 ，情詞各執，原審綜核審理之結果，以某丙等之證言比較可信，採為判決 基礎，按之上開規定，自係屬於法院自由判斷之職權，而某丙等之證言， 既非與事理顯然矛盾，則原審予以採取，即亦與經驗上之法則無所違背。

得拒絕證言之證人，到庭自願陳述，在法院方面採取與否仍得自由判斷。

刑事訴訟法既採自由心證主義，關於人證之供述，法院自可斟酌一切情形 以為取捨，不能因其供述時期有先後不同，即執為判定證據力強弱之標準 ，上訴意旨謂應憑初供，未免無據。

（一）民法第三條關於依法有使用文字之必要者，須親自簽名或蓋章等項 之規定，及民事訴訟法第三百五十八條關於私文書經本人簽名蓋章 者，推定其為真正之規定，均與文書本身之真偽問題並不相干，該 項文書縱未經本人簽名蓋章，而有其他證據足以證明其為真正者， 自不能以文書之形式條件有所欠缺，即為其出於偽造之斷定。 （二）被告之陳述，以及與被告有親友關係之證人所為證言是否可信，均 不外證據之證明力問題，審理事實之法院就調查所得之心證予以採 用，苟與證據法則不相違反，即非法所不許。

告訴人之親屬在刑事訴訟法上並無不得作證之限制，其證言是否可採，按 照刑事訴訟法第二百六十九條規定，審理事實之法院原有自由判斷之權。

自訴人之親屬，在刑事訴訟法上並無不得作證之限制，至此項證言是否可 採，本屬於證據之證明力問題，審理事實法院有自由判斷之權。

證據之證明力如何，依刑事訴訟法第二百六十九條規定，事實審法院有自 由判斷之權，苟其判斷之論據，按諸通常經驗，並非事理之所無，即不能 指為違背經驗法則。

刑事訴訟法第二條第一項所謂實施刑事訴訟程序之公務員，對於被告有利 及不利情形，應一律注意係一種訓示規定，並非就證據判斷所設之限制， 故該項情形是否足為被告有利或不利之證明，仍屬於法院之自由判斷。

證據力之強弱，事實審法院有自由判斷之權，故判斷證據力如不違背一般 經驗之法則，即不得指為違法。

認定犯罪事實須有積極證據，雖證據之證明力由法院自由判斷，要必先有 證據存在，始有自由判斷之可言。

被害人瀕死時之遺言，如果確足證明其為真實，採證上非在必須禁止之列 。

現制刑事採國家訴追主義，檢察官代表國家執行職務與被告立於對等地位 ，依刑事訴訟法第二百八十三條，證據由法院自由判斷之規定，即告訴人 之陳述如有可信，亦無妨逕予採用。

認定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而證據之憑信力如何，法院依自由心證之原則， 本有斟酌取捨之權。

法院核對筆跡，本為調查證據方法之一種，除特種書據，如古書、畫或書 家摹倣各種字體者之筆跡，須選任專門知識技能之鑑定人為精密之鑑定外 ，若通常書據，一經核對筆跡，即能辨別真偽異同者，法院本於核對之結 果，依其心證而為判斷，雖不選任鑑定人實施鑑定程序，亦不得指為違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