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於憲法第八條及第十六條人身自由及訴訟權應予保障之意旨，對人 身自由之剝奪尤應遵循正當法律程序原則。偵查中之羈押審查程序，應以 適當方式及時使犯罪嫌疑人及其辯護人獲知檢察官據以聲請羈押之理由； 除有事實足認有湮滅、偽造、變造證據或勾串共犯或證人等危害偵查目的 或危害他人生命、身體之虞，得予限制或禁止者外，並使其獲知聲請羈押 之有關證據，俾利其有效行使防禦權，始符憲法正當法律程序原則之要求 。其獲知之方式，不以檢閱卷證並抄錄或攝影為必要。刑事訴訟法第三十 三條第一項規定：「辯護人於審判中得檢閱卷宗及證物並得抄錄或攝影。 」同法第一百零一條第三項規定：「第一項各款所依據之事實，應告知被 告及其辯護人，並記載於筆錄。」整體觀察，偵查中之犯罪嫌疑人及其辯 護人僅受告知羈押事由所據之事實，與上開意旨不符。有關機關應於本解 釋公布之日起一年內，基於本解釋意旨，修正刑事訴訟法妥為規定。逾期 未完成修法，法院之偵查中羈押審查程序，應依本解釋意旨行之。

一、臺灣臺北地方法院刑事庭分案要點第十點及第四十三點規定，與憲法 第十六條保障人民訴訟權之意旨，尚無違背。 二、刑事訴訟法第一百零一條第一項第三款規定，於被告犯該款規定之罪 ，犯罪嫌疑重大，且有相當理由認為有逃亡、湮滅、偽造、變造證據 或勾串共犯或證人之虞，非予羈押，顯難進行追訴、審判或執行者， 得羈押之。於此範圍內，該條款規定符合憲法第二十三條之比例原則 ，與憲法第八條保障人民身體自由及第十六條保障人民訴訟權之意旨 ，尚無牴觸。 三、刑事訴訟法第四百零三條第一項關於檢察官對於審判中法院所為停止 羈押之裁定得提起抗告之規定部分，與憲法第十六條保障人民訴訟權 之意旨，並無不符。 四、本件關於聲請命臺灣臺北地方法院停止審理九十七年度金矚重訴字第 一號刑事案件，改依該法院中華民國九十七年十二月十二日之分案結 果進行審理之暫時處分部分，已無審酌必要；關於聲請命該法院立即 停止羈押聲請人之暫時處分部分，核與本院釋字第五八五號及第五九 九號解釋意旨不符，均應予駁回。

　　憲法第十二條規定：「人民有秘密通訊之自由。」旨在確保人民就通 訊之有無、對象、時間、方式及內容等事項，有不受國家及他人任意侵擾 之權利。國家採取限制手段時，除應有法律依據外，限制之要件應具體、 明確，不得逾越必要之範圍，所踐行之程序並應合理、正當，方符憲法保 護人民秘密通訊自由之意旨。中華民國八十八年七月十四日制定公布之通 訊保障及監察法第五條第二項規定：「前項通訊監察書，偵查中由檢察官 依司法警察機關聲請或依職權核發」，未要求通訊監察書原則上應由客觀 、獨立行使職權之法官核發，而使職司犯罪偵查之檢察官與司法警察機關 ，同時負責通訊監察書之聲請與核發，難謂為合理、正當之程序規範，而 與憲法第十二條保障人民秘密通訊自由之意旨不符，應自本解釋公布之日 起，至遲於九十六年七月十一日修正公布之通訊保障及監察法第五條施行 之日失其效力。

憲法第十六條保障人民之訴訟權，就刑事被告而言，包含其在訴訟上 應享有充分之防禦權。刑事被告詰問證人之權利，即屬該等權利之一，且 屬憲法第八條第一項規定「非由法院依法定程序不得審問處罰」之正當法 律程序所保障之權利。為確保被告對證人之詰問權，證人於審判中，應依 法定程序，到場具結陳述，並接受被告之詰問，其陳述始得作為認定被告 犯罪事實之判斷依據。刑事審判上之共同被告，係為訴訟經濟等原因，由 檢察官或自訴人合併或追加起訴，或由法院合併審判所形成，其間各別被 告及犯罪事實仍獨立存在。故共同被告對其他共同被告之案件而言，為被 告以外之第三人，本質上屬於證人，自不能因案件合併關係而影響其他共 同被告原享有之上開憲法上權利。最高法院三十一年上字第二四二三號及 四十六年台上字第四一九號判例所稱共同被告不利於己之陳述得採為其他 共同被告犯罪（事實認定）之證據一節，對其他共同被告案件之審判而言 ，未使該共同被告立於證人之地位而為陳述，逕以其依共同被告身分所為 陳述採為不利於其他共同被告之證據，乃否定共同被告於其他共同被告案 件之證人適格，排除人證之法定調查程序，與當時有效施行中之中華民國 二十四年一月一日修正公布之刑事訴訟法第二百七十三條規定牴觸，並已 不當剝奪其他共同被告對該實具證人適格之共同被告詰問之權利，核與首 開憲法意旨不符。該二判例及其他相同意旨判例，與上開解釋意旨不符部 分，應不再援用。 刑事審判基於憲法正當法律程序原則，對於犯罪事實之認定，採證據 裁判及自白任意性等原則。刑事訴訟法據以規定嚴格證明法則，必須具證 據能力之證據，經合法調查，使法院形成該等證據已足證明被告犯罪之確 信心證，始能判決被告有罪；為避免過分偏重自白，有害於真實發見及人 權保障，並規定被告之自白，不得作為有罪判決之唯一證據，仍應調查其 他必要之證據，以察其是否與事實相符。基於上開嚴格證明法則及對自白 證明力之限制規定，所謂「其他必要之證據」，自亦須具備證據能力，經 合法調查，且就其證明力之程度，非謂自白為主要證據，其證明力當然較 為強大，其他必要之證據為次要或補充性之證據，證明力當然較為薄弱， 而應依其他必要證據之質量，與自白相互印證，綜合判斷，足以確信自白 犯罪事實之真實性，始足當之。最高法院三十年上字第三○三八號、七十 三年台上字第五六三八號及七十四年台覆字第一○號三判例，旨在闡釋「 其他必要之證據」之意涵、性質、證明範圍及程度，暨其與自白之相互關 係，且強調該等證據須能擔保自白之真實性，俾自白之犯罪事實臻於確信 無疑，核其及其他判例相同意旨部分，與前揭憲法意旨，尚無牴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