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法機關基於重大之公益目的，藉由限制人民自由之強制措施，以貫 徹其法定義務，於符合憲法上比例原則之範圍內，應為憲法之所許。行政 執行法關於「管收」處分之規定，係在貫徹公法上金錢給付義務，於法定 義務人確有履行之能力而不履行時，拘束其身體所為間接強制其履行之措 施，尚非憲法所不許。惟行政執行法第十七條第二項依同條第一項規定得 聲請法院裁定管收之事由中，除第一項第一、二、三款規定：「顯有履行 義務之可能，故不履行者」、「顯有逃匿之虞」、「就應供強制執行之財 產有隱匿或處分之情事者」，難謂其已逾必要之程度外，其餘同項第四、 五、六款事由：「於調查執行標的物時，對於執行人員拒絕陳述者」、「 經命其報告財產狀況，不為報告或為虛偽之報告者」、「經合法通知，無 正當理由而不到場者」，顯已逾越必要程度，與憲法第二十三條規定之意 旨不能謂無違背。 行政執行法第十七條第二項依同條第一項得聲請拘提之各款事由中， 除第一項第二款、第六款：「顯有逃匿之虞」、「經合法通知，無正當理 由而不到場」之情形，可認其確係符合比例原則之必要條件外，其餘同項 第一款、第三款、第四款、第五款：「顯有履行義務之可能，故不履行者 」、「就應供強制執行之財產有隱匿或處分之情事者」、「於調查執行標 的物時，對於執行人員拒絕陳述者」、「經命其報告財產狀況，不為報告 或為虛偽之報告者」規定，顯已逾越必要程度，與前揭憲法第二十三條規 定意旨亦有未符。 人身自由乃人民行使其憲法上各項自由權利所不可或缺之前提，憲法 第八條第一項規定所稱「法定程序」，係指凡限制人民身體自由之處置， 不問其是否屬於刑事被告之身分，除須有法律之依據外，尚須分別踐行必 要之司法程序或其他正當法律程序，始得為之。此項程序固屬憲法保留之 範疇，縱係立法機關亦不得制定法律而遽予剝奪；惟刑事被告與非刑事被 告之人身自由限制，畢竟有其本質上之差異，是其必須踐行之司法程序或 其他正當法律程序，自非均須同一不可。管收係於一定期間內拘束人民身 體自由於一定之處所，亦屬憲法第八條第一項所規定之「拘禁」，其於決 定管收之前，自應踐行必要之程序、即由中立、公正第三者之法院審問， 並使法定義務人到場為程序之參與，除藉之以明管收之是否合乎法定要件 暨有無管收之必要外，並使法定義務人得有防禦之機會，提出有利之相關 抗辯以供法院調查，期以實現憲法對人身自由之保障。行政執行法關於管 收之裁定，依同法第十七條第三項，法院對於管收之聲請應於五日內為之 ，亦即可於管收聲請後，不予即時審問，其於人權之保障顯有未週，該「 五日內」裁定之規定難謂周全，應由有關機關檢討修正。又行政執行法第 十七條第二項：「義務人逾前項限期仍不履行，亦不提供擔保者，行政執 行處得聲請該管法院裁定拘提管收之」、第十九條第一項：「法院為拘提 管收之裁定後，應將拘票及管收票交由行政執行處派執行員執行拘提並將 被管收人逕送管收所」之規定，其於行政執行處合併為拘提且管收之聲請 ，法院亦為拘提管收之裁定時，該被裁定拘提管收之義務人既尚未拘提到 場，自不可能踐行審問程序，乃法院竟得為管收之裁定，尤有違於前述正 當法律程序之要求。另依行政執行法第十七條第二項及同條第一項第六款 ：「經合法通知，無正當理由而不到場」之規定聲請管收者，該義務人既 猶未到場，法院自亦不可能踐行審問程序，乃竟得為管收之裁定，亦有悖 於前述正當法律程序之憲法意旨。 憲法第八條第一項所稱「非經司法或警察機關依法定程序，不得逮捕 、拘禁」之「警察機關」，並非僅指組織法上之形式「警察」之意，凡法 律規定，以維持社會秩序或增進公共利益為目的，賦予其機關或人員得使 用干預、取締之手段者均屬之，是以行政執行法第十九條第一項關於拘提 、管收交由行政執行處派執行員執行之規定，核與憲法前開規定之意旨尚 無違背。 上開行政執行法有違憲法意旨之各該規定，均應自本解釋公布之日起 至遲於屆滿六個月時失其效力。

立法院為有效行使憲法所賦予之立法職權，本其固有之權能自得享有 一定之調查權，主動獲取行使職權所需之相關資訊，俾能充分思辯，審慎 決定，以善盡民意機關之職責，發揮權力分立與制衡之機能。立法院調查 權乃立法院行使其憲法職權所必要之輔助性權力，基於權力分立與制衡原 則，立法院調查權所得調查之對象或事項，並非毫無限制。除所欲調查之 事項必須與其行使憲法所賦予之職權有重大關聯者外，凡國家機關獨立行 使職權受憲法之保障者，即非立法院所得調查之事物範圍。又如行政首長 依其行政權固有之權能，對於可能影響或干預行政部門有效運作之資訊， 均有決定不予公開之權力，乃屬行政權本質所具有之行政特權。立法院行 使調查權如涉及此類事項，即應予以適當之尊重。如於具體案件，就所調 查事項是否屬於國家機關獨立行使職權或行政特權之範疇，或就屬於行政 特權之資訊應否接受調查或公開而有爭執時，立法院與其他國家機關宜循 合理之途徑協商解決，或以法律明定相關要件與程序，由司法機關審理解 決之。 立法院調查權行使之方式，並不以要求有關機關就立法院行使職權所 涉及事項提供參考資料或向有關機關調閱文件原本之文件調閱權為限，必 要時並得經院會決議，要求與調查事項相關之人民或政府人員，陳述證言 或表示意見，並得對違反協助調查義務者，於科處罰鍰之範圍內，施以合 理之強制手段，本院釋字第三二五號解釋應予補充。惟其程序，如調查權 之發動及行使調查權之組織、個案調查事項之範圍、各項調查方法所應遵 守之程序與司法救濟程序等，應以法律為適當之規範。於特殊例外情形， 就特定事項之調查有委任非立法委員之人士協助調查之必要時，則須制定 特別法，就委任之目的、委任調查之範圍、受委任人之資格、選任、任期 等人事組織事項、特別調查權限、方法與程序等妥為詳細之規定，並藉以 為監督之基礎。各該法律規定之組織及議事程序，必須符合民主原則。其 個案調查事項之範圍，不能違反權力分立與制衡原則，亦不得侵害其他憲 法機關之權力核心範圍，或對其他憲法機關權力之行使造成實質妨礙。如 就各項調查方法所規定之程序，有涉及限制人民權利者，必須符合憲法上 比例原則、法律明確性原則及正當法律程序之要求。 茲就中華民國九十三年九月二十四日公布施行之「三一九槍擊事件真 相調查特別委員會條例」（以下稱真調會條例），有關三一九槍擊事件真 相調查特別委員會（以下稱真調會）之組織、職權範圍、行使調查權之方 法、程序與強制手段等相關規定，是否符合上開憲法意旨，分別指明如下 ： 一、真調會條例第二條第一項前段「本會置委員十七人，由第五屆立法院 各政黨（團）推薦具有專業知識、聲譽卓著之公正人士組成之，並由 總統於五日內任命」、第二項後段「各政黨（團）應於本條例公布後 五日內提出推薦人選，逾期未提出者，視為放棄推薦，其缺額由現額 委員選出之召集委員於五日內逕行遴選後，由總統任命」、第十五條 第二項「本會委員除名或因故出缺時，由原推薦之政黨（團）於五日 內推薦其他人選遞補之；其逾期未提出推薦人選者，由召集委員逕行 遴選後，總統於五日內任命之」暨第十六條「第二條及第十五條應由 總統任命者，總統應於期限內任命；逾期未任命，視為自動生效」等 規定有關真調會委員之任命，應經立法院院會決議並由立法院院長為 之，方為憲法之所許。 二、同條例雖未規定真調會委員之任期，惟於符合立法院屆期不連續原則 之範圍內，尚不生違憲問題。第十一條第二項規定「本會所需經費由 行政院第二預備金項下支應，行政院不得拒絕」，於符合預算法令規 定範圍內，亦不生違憲問題。 三、同條例第四條規定「本會及本會委員須超出黨派以外，依法公正獨立 行使職權，對全國人民負責，不受其他機關之指揮監督，亦不受任何 干涉」，其中「不受其他機關之指揮監督」係指「不受立法院以外機 關之指揮監督」之意；第十五條第一項「本會委員有喪失行為能力、 違反法令或其他不當言行者，得經本會全體委員三分之二以上同意， 予以除名」，關於真調會委員除名之規定，並非排除立法院對真調會 委員之免職權，於此範圍內，核與憲法尚無違背。 四、同條例第十五條第一項「本會委員有喪失行為能力、違反法令或其他 不當言行者，得經本會全體委員三分之二以上同意，予以除名」之規 定，以「違反法令或其他不當言行」為除名事由，與法律明確性原則 不盡相符，應予檢討修正。 五、同條例第八條第一項前段「三一九槍擊事件所涉及之刑事責任案件， 其偵查專屬本會管轄」、同條第二項「本會於行使前項職權，有檢察 官、軍事檢察官依據法律所得行使之權限」；第十三條第一項「本會 調查結果，如有涉及刑事責任者，由調用之檢察官或軍事檢察官逕行 起訴」等規定，逾越立法院調查權所得行使之範圍，違反權力分立與 制衡原則。 六、同條例第十三條第三項規定「本會調查結果，與法院確定判決之事實 歧異者，得為再審之理由」，違反法律平等適用之法治基本原則，並 逾越立法院調查權所得行使之範圍。 七、同條例第十二條第一項規定「本會對於調查之事件，應於三個月內向 立法院提出書面調查報告，並公布之。如真相仍未查明，應繼續調查 ，每三個月向立法院及監察院提出報告，並公布之」，其中關於向監 察院報告部分，與憲法機關各有所司之意旨不盡相符，應予檢討修正 。 八、同條例第八條第三項規定「本條例公布之日，各機關所辦理專屬本會 管轄案件，應即檢齊全部案卷及證物移交本會」、同條第四項規定「 本會行使職權，不受國家機密保護法、營業秘密法、刑事訴訟法及其 他法律規定之限制。受請求之機關、團體或人員不得以涉及國家機密 、營業秘密、偵查保密、個人隱私或其他任何理由規避、拖延或拒絕 」、同條第六項規定「本會或本會委員行使職權，得指定事項，要求 有關機關、團體或個人提出說明或提供協助。受請求者不得以涉及國 家機密、營業秘密、偵查保密、個人隱私或其他任何理由規避、拖延 或拒絕」，其中關於專屬管轄、移交卷證與涉及國家機關獨立行使職 權而受憲法保障者之部分，有違權力分立與制衡原則，並逾越立法院 調查權所得行使之範圍。 九、同條例第八條第六項規定「本會或本會委員行使職權，得指定事項， 要求有關機關、團體或個人提出說明或提供協助。受請求者不得以涉 及國家機密、營業秘密、偵查保密、個人隱私或其他任何理由規避、 拖延或拒絕」，其中規定涉及國家機密或偵查保密事項，一概不得拒 絕之部分，應予適當修正。 十、同條例第八條第四項前段規定「本會行使職權，不受國家機密保護法 、營業秘密法、刑事訴訟法及其他法律規定之限制」、同條第六項規 定「本會或本會委員行使職權，得指定事項，要求有關機關、團體或 個人提出說明或提供協助。受請求者不得以涉及國家機密、營業秘密 、偵查保密、個人隱私或其他任何理由規避、拖延或拒絕」，其中規 定涉及人民基本權利者，有違正當法律程序、法律明確性原則。 十一、同條例第八條第七項「違反第一項、第二項、第三項、第四項或第 六項規定者，處機關首長及行為人新臺幣十萬元以上一百萬元以下 罰鍰，經處罰後仍繼續違反者，得連續處罰之」及第八項前段：機 關首長、團體負責人或有關人員拒絕真調會或其委員調查，影響重 大，或為虛偽陳述者，依同條第七項之規定處罰等規定，有違正當 法律程序及法律明確性原則。 十二、同條例第八條第八項後段規定「機關首長、團體負責人或有關人員 拒絕本會或本會委員調查，影響重大，或為虛偽陳述者……並依刑 法第一百六十五條、第二百十四條等相關規定追訴處罰」，係指上 開人員若因受調查而涉有犯罪嫌疑者，應由檢察機關依法偵查追訴 ，由法院依法審判而言；上開規定應本此意旨檢討修正。 十三、同條例第八條第九項規定「本會或本會委員行使職權，認有必要時 ，得禁止被調查人或與其有關人員出境」，逾越立法院之調查權限 ，並違反比例原則。 上開五、六、八、十、十一、十三項有違憲法意旨部分，均自本解釋公布 之日起失其效力。 司法院大法官依憲法規定獨立行使憲法解釋及憲法審判權，為確保其 解釋或裁判結果實效性之保全制度，乃司法權核心機能之一，不因憲法解 釋、審判或民事、刑事、行政訴訟之審判而有異。本件暫時處分之聲請， 雖非憲法所不許，惟本案業經作成解釋，已無須予以審酌。

憲法第十六條保障人民之訴訟權，就刑事被告而言，包含其在訴訟上 應享有充分之防禦權。刑事被告詰問證人之權利，即屬該等權利之一，且 屬憲法第八條第一項規定「非由法院依法定程序不得審問處罰」之正當法 律程序所保障之權利。為確保被告對證人之詰問權，證人於審判中，應依 法定程序，到場具結陳述，並接受被告之詰問，其陳述始得作為認定被告 犯罪事實之判斷依據。刑事審判上之共同被告，係為訴訟經濟等原因，由 檢察官或自訴人合併或追加起訴，或由法院合併審判所形成，其間各別被 告及犯罪事實仍獨立存在。故共同被告對其他共同被告之案件而言，為被 告以外之第三人，本質上屬於證人，自不能因案件合併關係而影響其他共 同被告原享有之上開憲法上權利。最高法院三十一年上字第二四二三號及 四十六年台上字第四一九號判例所稱共同被告不利於己之陳述得採為其他 共同被告犯罪（事實認定）之證據一節，對其他共同被告案件之審判而言 ，未使該共同被告立於證人之地位而為陳述，逕以其依共同被告身分所為 陳述採為不利於其他共同被告之證據，乃否定共同被告於其他共同被告案 件之證人適格，排除人證之法定調查程序，與當時有效施行中之中華民國 二十四年一月一日修正公布之刑事訴訟法第二百七十三條規定牴觸，並已 不當剝奪其他共同被告對該實具證人適格之共同被告詰問之權利，核與首 開憲法意旨不符。該二判例及其他相同意旨判例，與上開解釋意旨不符部 分，應不再援用。 刑事審判基於憲法正當法律程序原則，對於犯罪事實之認定，採證據 裁判及自白任意性等原則。刑事訴訟法據以規定嚴格證明法則，必須具證 據能力之證據，經合法調查，使法院形成該等證據已足證明被告犯罪之確 信心證，始能判決被告有罪；為避免過分偏重自白，有害於真實發見及人 權保障，並規定被告之自白，不得作為有罪判決之唯一證據，仍應調查其 他必要之證據，以察其是否與事實相符。基於上開嚴格證明法則及對自白 證明力之限制規定，所謂「其他必要之證據」，自亦須具備證據能力，經 合法調查，且就其證明力之程度，非謂自白為主要證據，其證明力當然較 為強大，其他必要之證據為次要或補充性之證據，證明力當然較為薄弱， 而應依其他必要證據之質量，與自白相互印證，綜合判斷，足以確信自白 犯罪事實之真實性，始足當之。最高法院三十年上字第三○三八號、七十 三年台上字第五六三八號及七十四年台覆字第一○號三判例，旨在闡釋「 其他必要之證據」之意涵、性質、證明範圍及程度，暨其與自白之相互關 係，且強調該等證據須能擔保自白之真實性，俾自白之犯罪事實臻於確信 無疑，核其及其他判例相同意旨部分，與前揭憲法意旨，尚無牴觸。

按法官於審理案件時，對於應適用之法律，依其合理之確信，認為有 牴觸憲法之疑義者，各級法院得以之為先決問題，裁定停止訴訟程序，並 提出客觀上形成確信法律為違憲之具體理由，聲請大法官解釋，業經本院 釋字第三七一號解釋在案。其中所謂「先決問題」，係指審理原因案件之 法院，確信系爭法律違憲，顯然於該案件之裁判結果有影響者而言；所謂 「提出客觀上形成確信法律為違憲之具體理由」，係指聲請法院應於聲請 書內詳敘其對系爭違憲法律之闡釋，以及對據以審查之憲法規範意涵之說 明，並基於以上見解，提出其確信系爭法律違反該憲法規範之論證，且其 論證客觀上無明顯錯誤者，始足當之。如僅對法律是否違憲發生疑義，或 系爭法律有合憲解釋之可能者，尚難謂已提出客觀上形成確信法律為違憲 之具體理由。本院釋字第三七一號解釋，應予補充。

基於法治國家之基本原則，凡涉及人身自由之限制事項，應以法律定 之；涉及財產權者，則得依其限制之程度，以法律或法律明確授權之命令 予以規範。惟法律本身若已就人身之處置為明文之規定者，應非不得以法 律具體明確之授權委由主管機關執行之。至主管機關依法律概括授權所發 布之命令若僅屬細節性、技術性之次要事項者，並非法所不許。家庭暴力 防治法第二十條第一項規定保護令之執行機關及金錢給付保護令之強制執 行程序，對警察機關執行非金錢給付保護令之程序及方法則未加規定，僅 以同法第五十二條為概括授權：「警察機關執行保護令及處理家庭暴力案 件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雖不生牴觸憲法問題，然對警察機關執 行上開保護令得適用之程序及方法均未加規定，且未對辦法內容為具體明 確之授權，保護令既有涉及人身之處置或財產之強制執行者 (參照家庭暴 力防治法第十三條及第十五條) ，揆諸前開解釋意旨，應分別情形以法律 或法律具體明確授權之命令定之，有關機關應從速修訂相關法律，以符憲 法保障人民權利之本旨。 行政執行法之執行機關除金錢給付之執行為法務部行政執行署所屬行 政執行處外，其餘事件依其性質分由原處分機關或該管機關為之 (參照行 政執行法第四條) ，依上述家庭暴力防治法規定，警察機關有執行金錢給 付以外保護令之職責，其於執行具體事件應適用之程序，在法律未依上開 解釋修改前，警察機關執行保護令得準用行政執行法規定之程序而採各種 適當之執行方法。

憲法第十條規定人民有居住、遷徙之自由，旨在保障人民有自由設定 住居所、遷徙、旅行，包括入出國境之權利。人民為構成國家要素之一， 從而國家不得將國民排斥於國家疆域之外。於臺灣地區設有住所而有戶籍 之國民得隨時返回本國，無待許可，惟為維護國家安全及社會秩序，人民 入出境之權利，並非不得限制，但須符合憲法第二十三條之比例原則，並 以法律定之。 動員戡亂時期國家安全法制定於解除戒嚴之際，其第三條第二項第二 款係為因應當時國家情勢所為之規定，適用於動員戡亂時期，雖與憲法尚 無牴觸 (參照本院釋字第二六五號解釋) ，惟中華民國八十一年修正後之 國家安全法第三條第一項仍泛指人民入出境均應經主管機關之許可，未區 分國民是否於臺灣地區設有住所而有戶籍，一律非經許可不得入境，並對 未經許可入境者，予以刑罰制裁 (參照該法第六條) ，違反憲法第二十三 條規定之比例原則，侵害國民得隨時返回本國之自由。國家安全法上揭規 定，與首開解釋意旨不符部分，應自立法機關基於裁量權限，專就入出境 所制定之法律相關規定施行時起，不予適用。

婚姻與家庭為社會形成與發展之基礎，受憲法制度性保障 (參照本院 釋字第三六二號、第五五二號解釋) 。婚姻制度植基於人格自由，具有維 護人倫秩序、男女平等、養育子女等社會性功能，國家為確保婚姻制度之 存續與圓滿，自得制定相關規範，約束夫妻雙方互負忠誠義務。性行為自 由與個人之人格有不可分離之關係，固得自主決定是否及與何人發生性行 為，惟依憲法第二十二條規定，於不妨害社會秩序公共利益之前提下，始 受保障。是性行為之自由，自應受婚姻與家庭制度之制約。 婚姻關係存續中，配偶之一方與第三人間之性行為應為如何之限制， 以及違反此項限制，應否以罪刑相加，各國國情不同，應由立法機關衡酌 定之。刑法第二百三十九條對於通姦者、相姦者處一年以下有期徒刑之規 定，固對人民之性行為自由有所限制，惟此為維護婚姻、家庭制度及社會 生活秩序所必要。為免此項限制過嚴，同法第二百四十五條第一項規定通 姦罪為告訴乃論，以及同條第二項經配偶縱容或宥恕者，不得告訴，對於 通姦罪附加訴追條件，此乃立法者就婚姻、家庭制度之維護與性行為自由 間所為價值判斷，並未逾越立法形成自由之空間，與憲法第二十三條比例 原則之規定尚無違背。

本件係台北市政府因決定延期辦理里長選舉，中央主管機關內政部認 其決定違背地方制度法第八十三條第一項規定，經報行政院依同法第七十 五條第二項予以撤銷；台北市政府不服，乃依同條第八項規定逕向本院聲 請解釋。因台北市為憲法第一百十八條所保障實施地方自治之團體，且本 件事關修憲及地方制度法制定後，地方與中央權限劃分及紛爭解決機制之 釐清與確立，非純屬機關爭議或法規解釋之問題，亦涉及憲法層次之民主 政治運作基本原則與地方自治權限之交錯，自應予以解釋。 地方制度法第八十三條第一項規定：「直轄市議員、直轄市長、縣 ( 市 )議員、縣 (市) 長、鄉 (鎮、市) 民代表、鄉 (鎮、市) 長及村 (里 ) 長任期屆滿或出缺應改選或補選時，如因特殊事故，得延期辦理改選或 補選。」其中所謂特殊事故，在概念上無從以固定之事故項目加以涵蓋， 而係泛指不能預見之非尋常事故，致不克按法定日期改選或補選，或如期 辦理有事實足認將造成不正確之結果或發生立即嚴重之後果或將產生與實 現地方自治之合理及必要之行政目的不符等情形者而言。又特殊事故不以 影響及於全國或某一縣市全部轄區為限，即僅於特定選區存在之特殊事故 如符合比例原則之考量時，亦屬之。上開法條使用不確定法律概念，即係 賦予該管行政機關相當程度之判斷餘地，蓋地方自治團體處理其自治事項 與承中央主管機關之命辦理委辦事項不同，前者中央之監督僅能就適法性 為之，其情形與行政訴訟中之法院行使審查權相似 (參照訴願法第七十九 條第三項) ；後者除適法性之外，亦得就行政作業之合目的性等實施全面 監督。本件既屬地方自治事項又涉及不確定法律概念，上級監督機關為適 法性監督之際，固應尊重該地方自治團體所為合法性之判斷，但如其判斷 有恣意濫用及其他違法情事，上級監督機關尚非不得依法撤銷或變更。 憲法設立釋憲制度之本旨，係授予釋憲機關從事規範審查 (參照憲法 第七十八條) ，除由大法官組成之憲法法庭審理政黨違憲解散事項外 (參 照憲法增修條文第五條第四項) ，尚不及於具體處分行為違憲或違法之審 理。本件行政院撤銷台北市政府延期辦理里長選舉之決定，涉及中央法規 適用在地方自治事項時具體個案之事實認定、法律解釋，屬於有法效性之 意思表示，係行政處分，台北市政府有所不服，乃屬與中央監督機關間公 法上之爭議，惟既屬行政處分是否違法之審理問題，為確保地方自治團體 之自治功能，該爭議之解決，自應循行政爭訟程序處理。台北市如認行政 院之撤銷處分侵害其公法人之自治權或其他公法上之利益，自得由該地方 自治團體，依訴願法第一條第二項、行政訴訟法第四條提起救濟請求撤銷 ，並由訴願受理機關及行政法院就上開監督機關所為處分之適法性問題為 終局之判斷。

人民身體之自由與生存權應予保障，為憲法第八條、第十五條所明定 ，國家為實現刑罰權，將特定事項以特別刑法規定特別之罪刑，其內容須 符合目的正當性、手段必要性、限制妥當性，方符合憲法第二十三條之規 定，業經本院釋字第四七六號解釋闡釋在案。中華民國八十七年五月二十 日修正公布之毒品危害防制條例，其立法目的係為肅清煙毒、防制毒品危 害，維護國民身心健康，藉以維持社會秩序及公共利益，乃以特別法加以 規範。有關栽贓誣陷或捏造證據誣告他人犯該條例之罪者，固亦得於刑法 普通誣告罪之外，斟酌立法目的而為特別處罰之規定。然同條例第十六條 規定：「栽贓誣陷或捏造證據誣告他人犯本條例之罪者，處以其所誣告之 罪之刑」，未顧及行為人負擔刑事責任應以其行為本身之惡害程度予以非 難評價之刑法原則，強調同害之原始報應刑思想，以所誣告罪名反坐，所 採措置與欲達成目的及所需程度有失均衡；其責任與刑罰不相對應，罪刑 未臻相當，與憲法第二十三條所定比例原則未盡相符。有關機關應自本解 釋公布之日起兩年內通盤檢討修正，以兼顧國家刑罰權之圓滿正確運作， 並維護被誣告者之個人法益；逾期未為修正者，前開條例第十六條誣告反 坐之規定失其效力。

國家為謀社會福利，應實施社會保險制度；國家為增進民族健康，應 普遍推行衛生保健事業及公醫制度，憲法第一百五十五條、第一百五十七 條分別定有明文。國家應推行全民健康保險，重視社會救助、福利服務、 社會保險及醫療保健等社會福利工作，復為憲法增修條文第十條第五項、 第八項所明定。國家推行全民健康保險之義務，係兼指中央與地方而言。 又依憲法規定各地方自治團體有辦理衛生、慈善公益事項等照顧其行政區 域內居民生活之義務，亦得經由全民健康保險之實施，而獲得部分實現。 中華民國八十三年八月九日公布、八十四年三月一日施行之全民健康保險 法，係中央立法並執行之事項。有關執行全民健康保險制度之行政經費， 固應由中央負擔，本案爭執之同法第二十七條責由地方自治團體補助之保 險費，非指實施全民健康保險法之執行費用，而係指保險對象獲取保障之 對價，除由雇主負擔及中央補助部分保險費外，地方政府予以補助，符合 憲法首開規定意旨。 地方自治團體受憲法制度保障，其施政所需之經費負擔乃涉及財政自 主權之事項，固有法律保留原則之適用，但於不侵害其自主權核心領域之 限度內，基於國家整體施政之需要，對地方負有協力義務之全民健康保險 事項，中央依據法律使地方分擔保險費之補助，尚非憲法所不許。關於中 央與地方辦理事項之財政責任分配，憲法並無明文。財政收支劃分法第三 十七條第一項第一款雖規定，各級政府支出之劃分，由中央立法並執行者 ，歸中央負擔，固非專指執行事項之行政經費而言，惟法律於符合上開條 件下，尚非不得為特別之規定，就此而言，全民健康保險法第二十七條即 屬此種特別規定。至全民健康保險法該條所定之補助各類被保險人保險費 之比例屬於立法裁量事項，除顯有不當者外，不生牴觸憲法之問題。 法律之實施須由地方負擔經費者，如本案所涉全民健康保險法第二十 七條第一款第一、二目及第二、三、五款關於保險費補助比例之規定，於 制定過程中應予地方政府充分之參與。行政主管機關草擬此類法律，應與 地方政府協商，以避免有片面決策可能造成之不合理情形，並就法案實施 所需財源事前妥為規劃；立法機關於修訂相關法律時，應予地方政府人員 列席此類立法程序表示意見之機會。

中華民國七十五年十二月二十六日公布之醫師法第二十五條規定：「 醫師於業務上如有違法或不正當行為，得處一個月以上一年以下停業處分 或撤銷其執業執照。」所謂「業務上之違法行為」係指醫師於醫療業務， 依專業知識，客觀上得理解不為法令許可之行為，此既限於執行醫療業務 相關之行為而違背法令之規定，並非泛指醫師之一切違法行為，其範圍應 屬可得確定；所謂「業務上之不正當行為」則指醫療業務行為雖未達違法 之程度，但有悖於醫學學理及醫學倫理上之要求而不具正當性應予避免之 行為。法律就前揭違法或不正當行為無從鉅細靡遺悉加規定，因以不確定 法律概念予以規範，惟其涵義於個案中並非不能經由適當組成之機構依其 專業知識及社會通念加以認定及判斷，並可由司法審查予以確認，則與法 律明確性原則尚無不合，於憲法保障人民權利之意旨亦無牴觸。首揭規定 就醫師違背職業上應遵守之行為規範，授權主管機關得於前開法定行政罰 範圍內，斟酌醫師醫療業務上違法或不正當行為之於醫療安全、國民健康 及全民健康保險對象暨財務制度之危害程度，而為如何懲處之決定，係為 維護醫師之職業倫理，維持社會秩序，增進公共利益所必要，與憲法第二 十三條規定之意旨無違。

國家對個人之刑罰，屬不得已之強制手段，選擇以何種刑罰處罰個人 之反社會性行為，乃立法自由形成之範圍。就特定事項以特別刑法規定特 別罪刑，倘與憲法第二十三條所要求之目的正當性、手段必要性、限制妥 當性符合者，即無乖於比例原則，業經本院釋字第四七六號解釋闡釋在案 。 自由刑涉及對人民身體自由之嚴重限制，除非必須對其採強制隔離施 以矯治，方能維護社會秩序時，其科處始屬正當合理，而刑度之制定尤應 顧及行為之侵害性與法益保護之重要性。施用毒品，足以戕害身心，滋生 其他犯罪，惡化治安，嚴重損及公益，立法者自得於抽象危險階段即加以 規範。中華民國八十一年七月二十七日修正公布肅清煙毒條例第九條第一 項規定，對於施用毒品或鴉片者，處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及八十 四年一月十三日修正公布之麻醉藥品管理條例第十三條之一第二項第四款 規定，非法施打吸用麻醉藥品者，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一萬元以 下罰金，雖以所施用之毒品屬煙毒或麻醉藥品為其規範對象，未按行為人 是否業已成癮為類型化之區分，就行為對法益危害之程度亦未盡顧及，但 究其目的，無非在運用刑罰之一般預防功能以嚇阻毒品之施用，挽社會於 頹廢，與首揭意旨尚屬相符，於憲法第八條、第二十三條規定並無牴觸。 前開肅清煙毒條例及麻醉藥品管理條例於八十七年及八十八年相繼修正， 對經勒戒而無繼續施用毒品傾向者，改採除刑不除罪，對初犯者以保安處 分替代刑罰，已更能符合首揭意旨。由肅清煙毒條例修正之毒品危害防制 條例第三十五條第四款，將判決確定尚未執行或執行中之案件排除其適用 ，此固與刑法第二條第三項無乖離之處，惟為深化新制所揭櫫之刑事政策 ，允宜檢討及之。

中華民國八十九年四月二十五日修正公布之憲法增修條文第五條第一 項前段規定，司法院設大法官十五人，並以其中一人為院長、一人為副院 長，由總統提名，經立法院同意任命之，自中華民國九十二年起實施，不 適用憲法第七十九條之規定。關於司法院第六屆大法官於九十二年任期屆 滿前，大法官及司法院院長、副院長出缺時，其任命之程序，現行憲法增 修條文未設規定。惟司法院院長、副院長及大法官係憲法所設置，並賦予 一定之職權，乃憲政體制之一環，為維護其機制之完整，其任命程序如何 ，自不能無所依循。司法院院長、副院長及大法官由總統提名，經民意機 關同意後任命之，係憲法及其增修條文之一貫意旨，亦為民意政治基本理 念之所在。現行憲法增修條文既已將司法、考試、監察三院人事之任命程 序改由總統提名，經立法院同意任命，基於憲法及其歷次增修條文之一貫 意旨與其規範整體性之考量，人事同意權制度設計之民意政治原理，司法 院第六屆大法官於九十二年任期屆滿前，大法官及司法院院長、副院長出 缺時，其任命之程序，應由總統提名，經立法院同意任命之。

國家為達成行政上之任務，得選擇以公法上行為或私法上行為作為實 施之手段。其因各該行為所生爭執之審理，屬於公法性質者歸行政法院， 私法性質者歸普通法院。惟立法機關亦得依職權衡酌事件之性質、既有訴 訟制度之功能及公益之考量，就審判權歸屬或解決紛爭程序另為適當之設 計。此種情形一經定為法律，即有拘束全國機關及人民之效力，各級審判 機關自亦有遵循之義務。 中華民國七十一年七月三十日制定公布之國民住宅條例，對興建國民 住宅解決收入較低家庭居住問題，採取由政府主管機關興建住宅以上述家 庭為對象，辦理出售、出租、貸款自建或獎勵民間投資興建等方式為之。 其中除民間投資興建者外，凡經主管機關核准出售、出租或貸款自建，並 已由該機關代表國家或地方自治團體與承購人、承租人或貸款人分別訂立 買賣、租賃或借貸契約者，此等契約即非行使公權力而生之公法上法律關 係。上開條例第二十一條第一項規定：國民住宅出售後有該條所列之違法 情事者，「國民住宅主管機關得收回該住宅及基地，並得移送法院裁定後 強制執行」，乃針對特定違約行為之效果賦予執行力之特別規定，此等涉 及私權法律關係之事件為民事事件，該條所稱之法院係指普通法院而言。 對此類事件，有管轄權之普通法院民事庭不得以行政訴訟新制實施，另有 行政法院可資受理為理由，而裁定駁回強制執行之聲請。 事件經本院解釋係民事事件，認提起聲請之行政法院無審判權者，該 法院除裁定駁回外，並依職權移送有審判權限之普通法院，受移送之法院 應依本院解釋對審判權認定之意旨，回復事件之繫屬，依法審判，俾保障 人民憲法上之訴訟權。

憲法第八十條規定法官須超出黨派以外，依據法律獨立審判，不受任 何干涉，明文揭示法官從事審判僅受法律之拘束，不受其他任何形式之干 涉；法官之身分或職位不因審判之結果而受影響；法官唯本良知，依據法 律獨立行使審判職權。審判獨立乃自由民主憲政秩序權力分立與制衡之重 要原則，為實現審判獨立，司法機關應有其自主性；本於司法自主性，最 高司法機關就審理事項並有發布規則之權；又基於保障人民有依法定程序 提起訴訟，受充分而有效公平審判之權利，以維護人民之司法受益權，最 高司法機關自有司法行政監督之權限。司法自主性與司法行政監督權之行 使，均應以維護審判獨立為目標，因是最高司法機關於達成上述司法行政 監督之目的範圍內，雖得發布命令，但不得違反首揭審判獨立之原則。最 高司法機關依司法自主性發布之上開規則，得就審理程序有關之細節性、 技術性事項為規定；本於司法行政監督權而發布之命令，除司法行政事務 外，提供相關法令、有權解釋之資料或司法實務上之見解，作為所屬司法 機關人員執行職務之依據，亦屬法之所許。惟各該命令之內容不得牴觸法 律，非有法律具體明確之授權亦不得對人民自由權利增加法律所無之限制 ；若有涉及審判上之法律見解者，法官於審判案件時，並不受其拘束，業 經本院釋字第二一六號解釋在案。司法院本於司法行政監督權之行使所發 布之各注意事項及實施要點等，亦不得有違審判獨立之原則。檢察官偵查 刑事案件之檢察事務，依檢察一體之原則，檢察總長及檢察長有法院組織 法第六十三條及第六十四條所定檢察事務指令權，是檢察官依刑事訴訟法 執行職務，係受檢察總長或其所屬檢察長之指揮監督，與法官之審判獨立 尚屬有間。關於各級法院檢察署之行政監督，依法院組織法第一百十一條 第一款規定，法務部部長監督各級法院及分院檢察署，從而法務部部長就 檢察行政監督發布命令，以貫徹刑事政策及迅速有效執行檢察事務，亦非 法所不許。憲法第七十七條規定：「司法院為最高司法機關，掌理民事、 刑事、行政訴訟之審判及公務員之懲戒。」惟依現行司法院組織法規定， 司法院設置大法官十七人，審理解釋憲法及統一解釋法令案件，並組成憲 法法庭，審理政黨違憲之解散事項；於司法院之下，設各級法院、行政法 院及公務員懲戒委員會。是司法院除審理上開事項之大法官外，其本身僅 具最高司法行政機關之地位，致使最高司法審判機關與最高司法行政機關 分離。為期符合司法院為最高審判機關之制憲本旨，司法院組織法、法院 組織法、行政法院組織法及公務員懲戒委員會組織法，應自本解釋公布之 日起二年內檢討修正，以副憲政體制。

言論自由為人民之基本權利，憲法第十一條有明文保障，國家應給予 最大限度之維護，俾其實現自我、溝通意見、追求真理及監督各種政治或 社會活動之功能得以發揮。惟為兼顧對個人名譽、隱私及公共利益之保護 ，法律尚非不得對言論自由依其傳播方式為合理之限制。刑法第三百十條 第一項及第二項誹謗罪即係保護個人法益而設，為防止妨礙他人之自由權 利所必要，符合憲法第二十三條規定之意旨。至刑法同條第三項前段以對 誹謗之事，能證明其為真實者不罰，係針對言論內容與事實相符者之保障 ，並藉以限定刑罰權之範圍，非謂指摘或傳述誹謗事項之行為人，必須自 行證明其言論內容確屬真實，始能免於刑責。惟行為人雖不能證明言論內 容為真實，但依其所提證據資料，認為行為人有相當理由確信其為真實者 ，即不能以誹謗罪之刑責相繩，亦不得以此項規定而免除檢察官或自訴人 於訴訟程序中，依法應負行為人故意毀損他人名譽之舉證責任，或法院發 現其為真實之義務。就此而言，刑法第三百十條第三項與憲法保障言論自 由之旨趣並無牴觸。

一 憲法為國家根本大法，其修改關係憲政秩序之安定及全國國民之福祉 至鉅，應由修憲機關循正當修憲程序為之。又修改憲法乃最直接體現 國民主權之行為，應公開透明為之，以滿足理性溝通之條件，方能賦 予憲政國家之正當性基礎。國民大會依憲法第二十五條、第二十七條 第一項第三款及中華民國八十六年七月二十一日修正公布之憲法增修 條文第一條第三項第四款規定，係代表全國國民行使修改憲法權限之 唯一機關。其依修改憲法程序制定或修正憲法增修條文須符合公開透 明原則，並應遵守憲法第一百七十四條及國民大會議事規則有關之規 定，俾副全國國民之合理期待與信賴。是國民大會依八十三年八月一 日修正公布憲法增修條文第一條第九項規定訂定之國民大會議事規則 ，其第三十八條第二項關於無記名投票之規定，於通過憲法修改案之 讀會時，適用應受限制。而修改憲法亦係憲法上行為之一種，如有重 大明顯瑕疵，即不生其應有之效力。所謂明顯，係指事實不待調查即 可認定；所謂重大，就議事程序而言則指瑕疵之存在已喪失其程序之 正當性，而違反修憲條文成立或效力之基本規範。國民大會於八十八 年九月四日三讀通過修正憲法增修條文，其修正程序牴觸上開公開透 明原則，且衡諸當時有效之國民大會議事規則第三十八條第二項規定 ，亦屬有違。依其議事錄及速記錄之記載，有不待調查即可發現之明 顯瑕疵，國民因而不能知悉國民大會代表如何行使修憲職權，國民大 會代表依憲法第一百三十三條規定或本院釋字第三三一號解釋對選區 選民或所屬政黨所負政治責任之憲法意旨，亦無從貫徹。此項修憲行 為有明顯重大瑕疵，已違反修憲條文發生效力之基本規範。 二 國民大會為憲法所設置之機關，其具有之職權亦為憲法所賦予，基於 修憲職權所制定之憲法增修條文與未經修改之憲法條文雖處於同等位 階，惟憲法中具有本質之重要性而為規範秩序存立之基礎者，如聽任 修改條文予以變更，則憲法整體規範秩序將形同破毀，該修改之條文 即失其應有之正當性。憲法條文中，諸如：第一條所樹立之民主共和 國原則、第二條國民主權原則、第二章保障人民權利、以及有關權力 分立與制衡之原則，具有本質之重要性，亦為憲法整體基本原則之所 在。基於前述規定所形成之自由民主憲政秩序，乃現行憲法賴以存立 之基礎，凡憲法設置之機關均有遵守之義務。 三 第三屆國民大會八十八年九月四日通過之憲法增修條文第一條，國民 大會代表第四屆起依比例代表方式選出，並以立法委員選舉各政黨所 推薦及獨立參選之候選人得票之比例分配當選名額，係以性質不同、 職掌互異之立法委員選舉計票結果，分配國民大會代表之議席，依此 種方式產生之國民大會代表，本身既未經選舉程序，僅屬各黨派按其 在立法院席次比例指派之代表，與憲法第二十五條國民大會代表全國 國民行使政權之意旨，兩不相容，明顯構成規範衝突。若此等代表仍 得行使憲法增修條文第一條以具有民選代表身分為前提之各項職權， 將牴觸民主憲政之基本原則，是增修條文有關修改國民大會代表產生 方式之規定，與自由民主之憲政秩序自屬有違。 四 上開增修條文第一條第三項後段規定：「第三屆國民大會代表任期至 第四屆立法委員任期屆滿之日止」，復於第四條第三項前段規定：「 第四屆立法委員任期至中華民國九十一年六月三十日止」，計分別延 長第三屆國民大會代表任期二年又四十二天及第四屆立法委員任期五 個月。按國民主權原則，民意代表之權限，應直接源自國民之授權， 是以代議民主之正當性，在於民意代表行使選民賦予之職權須遵守與 選民約定，任期屆滿，除有不能改選之正當理由外應即改選，乃約定 之首要者，否則將失其代表性。本院釋字第二六一號解釋：「民意代 表之定期改選，為反映民意，貫徹民主憲政之途徑」亦係基於此一意 旨。所謂不能改選之正當理由，須與本院釋字第三十一號解釋所指： 「國家發生重大變故，事實上不能依法辦理次屆選舉」之情形相當。 本件關於國民大會代表及立法委員任期之調整，並無憲政上不能依法 改選之正當理由，逕以修改上開增修條文方式延長其任期，與首開原 則不符。而國民大會代表之自行延長任期部分，於利益迴避原則亦屬 有違，俱與自由民主憲政秩序不合。 五 第三屆國民大會於八十八年九月四日第四次會議第十八次大會以無記 名投票方式表決通過憲法增修條文第一條、第四條、第九條暨第十條 之修正，其程序違背公開透明原則及當時適用之國民大會議事規則第 三十八條第二項規定，其瑕疵已達明顯重大之程度，違反修憲條文發 生效力之基本規範；其中第一條第一項至第三項、第四條第三項內容 並與憲法中具有本質重要性而為規範秩序賴以存立之基礎，產生規範 衝突，為自由民主憲政秩序所不許。上開修正之第一條、第四條、第 九條暨第十條應自本解釋公布之日起失其效力，八十六年七月二十一 日修正公布之原增修條文繼續適用。

台灣地區在戒嚴時期刑事案件之審判權由軍事審判機關行使者，其適 用之程序與一般刑事案件有別，救濟功能亦有所不足，立法機關乃制定戒 嚴時期人民受損權利回復條例，對犯內亂罪及外患罪，符合該條例所定要 件之人民，回復其權利或給予相當賠償，而明定限於犯外患罪、內亂罪之 案件，係基於此類犯罪涉及政治因素之考量，在國家處於非常狀態，實施 戒嚴之情況下，軍事審判機關所為認事用法容有不當之處。至於其他刑事 案件不在上開權利回復條例適用之列，要屬立法裁量範圍，與憲法尚無牴 觸。 戒嚴時期人民受損權利回復條例第六條適用對象，以「受無罪之判決 確定前曾受羈押或刑之執行者」為限，未能包括不起訴處分確定前或後、 經治安機關逮捕以罪嫌不足逕行釋放前、無罪判決確定後、有罪判決（包 括感化、感訓處分）執行完畢後，受羈押或未經依法釋放之人民，係對權 利遭受同等損害，應享有回復利益者，漏未規定，顯屬立法上之重大瑕疵 ，若仍適用該條例上開規定，僅對受無罪判決確定前喪失人身自由者予以 賠償，反足以形成人民在法律上之不平等，就此而言，自與憲法第七條有 所牴觸。是凡屬上開漏未規定之情形，均得於本解釋公布之日起二年內， 依該條例第六條規定請求國家賠償。

人民身體之自由與生存權應予保障，固為憲法第八條、第十五條所明 定；惟國家刑罰權之實現，對於特定事項而以特別刑法規定特別之罪刑所 為之規範，倘與憲法第二十三條所要求之目的正當性、手段必要性、限制 妥當性符合，即無乖於比例原則，要不得僅以其關乎人民生命、身體之自 由，遂執兩不相侔之普通刑法規定事項，而謂其係有違於前開憲法之意旨 。中華民國八十一年七月二十七日修正公布之「肅清煙毒條例」、八十七 年五月二十日修正公布之「毒品危害防制條例」，其立法目的，乃特別為 肅清煙毒、防制毒品危害，藉以維護國民身心健康，進而維持社會秩序， 俾免國家安全之陷於危殆。因是拔其貽害之本，首予杜絕流入之途，即著 重煙毒來源之截堵，以求禍害之根絕；而製造、運輸、販賣行為乃煙毒禍 害之源，其源不斷，則流毒所及，非僅多數人之生命、身體受其侵害，并 社會、國家之法益亦不能免，為害之鉅，當非個人一己之生命、身體法益 所可比擬。對於此等行為之以特別立法嚴厲規範，當已符合比例原則；抑 且製造、運輸、販賣煙毒之行為，除有上述高度不法之內涵外，更具有暴 利之特質，利之所在，不免群趨僥倖，若僅藉由長期自由刑措置，而欲達 成肅清、防制之目的，非但成效難期，要亦有悖於公平與正義。肅清煙毒 條例第五條第一項：「販賣、運輸、製造毒品、鴉片或麻煙者，處死刑或 無期徒刑。」、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四條第一項：「製造、運輸、販賣第 一級毒品者，處死刑或無期徒刑；處無期徒刑者，得併科新臺幣一千萬元 以下罰金。」其中關於死刑、無期徒刑之法定刑規定，係本於特別法嚴禁 毒害之目的而為之處罰，乃維護國家安全、社會秩序及增進公共利益所必 要，無違憲法第二十三條之規定，與憲法第十五條亦無牴觸。

國民大會為因應國家統一前之需要，制定憲法增修條文，其第十一條 規定：「自由地區與大陸地區間人民權利義務關係及其他事務之處理，得 以法律為特別之規定」。 政府於中華民國三十八年以前在大陸地區發行之國庫債券，係基於當 時國家籌措財源之需要，且以包括當時大陸地區之稅收及國家資產為清償 之擔保，其金額至鉅。嗣因國家發生重大變故，政府遷台，此一債券擔保 之基礎今已變更，目前由政府立即清償，勢必造成臺灣地區人民稅負之沈 重負擔，顯違公平原則。立法機關乃依憲法增修條文第十一條之授權制定 「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於第六十三條第三項規定：一、 民國三十八年以前在大陸發行尚未清償之外幣債券及民國三十八年黃金短 期公債；二、國家行局及收受存款之金融機構在陸撤退前所有各項債務， 於國家統一前不予處理，其延緩債權人對國家債權之行使，符合上開憲法 增修條文之意旨，與憲法第二十三條限制人民自由權利應遵守之要件亦無 牴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