憲法第十六條保障人民之訴訟權，就刑事被告而言，包含其在訴訟上 應享有充分之防禦權。刑事被告詰問證人之權利，即屬該等權利之一，且 屬憲法第八條第一項規定「非由法院依法定程序不得審問處罰」之正當法 律程序所保障之權利。為確保被告對證人之詰問權，證人於審判中，應依 法定程序，到場具結陳述，並接受被告之詰問，其陳述始得作為認定被告 犯罪事實之判斷依據。刑事審判上之共同被告，係為訴訟經濟等原因，由 檢察官或自訴人合併或追加起訴，或由法院合併審判所形成，其間各別被 告及犯罪事實仍獨立存在。故共同被告對其他共同被告之案件而言，為被 告以外之第三人，本質上屬於證人，自不能因案件合併關係而影響其他共 同被告原享有之上開憲法上權利。最高法院三十一年上字第二四二三號及 四十六年台上字第四一九號判例所稱共同被告不利於己之陳述得採為其他 共同被告犯罪（事實認定）之證據一節，對其他共同被告案件之審判而言 ，未使該共同被告立於證人之地位而為陳述，逕以其依共同被告身分所為 陳述採為不利於其他共同被告之證據，乃否定共同被告於其他共同被告案 件之證人適格，排除人證之法定調查程序，與當時有效施行中之中華民國 二十四年一月一日修正公布之刑事訴訟法第二百七十三條規定牴觸，並已 不當剝奪其他共同被告對該實具證人適格之共同被告詰問之權利，核與首 開憲法意旨不符。該二判例及其他相同意旨判例，與上開解釋意旨不符部 分，應不再援用。 刑事審判基於憲法正當法律程序原則，對於犯罪事實之認定，採證據 裁判及自白任意性等原則。刑事訴訟法據以規定嚴格證明法則，必須具證 據能力之證據，經合法調查，使法院形成該等證據已足證明被告犯罪之確 信心證，始能判決被告有罪；為避免過分偏重自白，有害於真實發見及人 權保障，並規定被告之自白，不得作為有罪判決之唯一證據，仍應調查其 他必要之證據，以察其是否與事實相符。基於上開嚴格證明法則及對自白 證明力之限制規定，所謂「其他必要之證據」，自亦須具備證據能力，經 合法調查，且就其證明力之程度，非謂自白為主要證據，其證明力當然較 為強大，其他必要之證據為次要或補充性之證據，證明力當然較為薄弱， 而應依其他必要證據之質量，與自白相互印證，綜合判斷，足以確信自白 犯罪事實之真實性，始足當之。最高法院三十年上字第三○三八號、七十 三年台上字第五六三八號及七十四年台覆字第一○號三判例，旨在闡釋「 其他必要之證據」之意涵、性質、證明範圍及程度，暨其與自白之相互關 係，且強調該等證據須能擔保自白之真實性，俾自白之犯罪事實臻於確信 無疑，核其及其他判例相同意旨部分，與前揭憲法意旨，尚無牴觸。

基於個人之人格發展自由，個人得自由決定其生活資源之使用、收益 及處分，因而得自由與他人為生活資源之交換，是憲法於第十五條保障人 民之財產權，於第二十二條保障人民之契約自由。惟因個人生活技能強弱 有別，可能導致整體社會生活資源分配過度不均，為求資源之合理分配， 國家自得於不違反憲法第二十三條比例原則之範圍內，以法律限制人民締 約之自由，進而限制人民之財產權。 憲法第一百四十三條第四項扶植自耕農之農地使用政策，以及憲法第 一百五十三條第一項改良農民生活之基本國策，均係為合理分配農業資源 而制定。中華民國四十年六月七日制定公布之耕地三七五減租條例 (以下 稱減租條例) ，旨在秉承上開憲法意旨，為三十八年已開始實施之三七五 減租政策提供法律依據，並確保實施該政策所獲致之初步成果。其藉由限 制地租、嚴格限制耕地出租人終止耕地租約及收回耕地之條件，重新建構 耕地承租人與出租人之農業產業關係，俾合理分配農業資源並奠定國家經 濟發展方向，立法目的尚屬正當。雖未設置保護出租人既有契約利益之過 渡條款，惟因減租條例本在實現憲法規定國家對於土地之分配與整理暨扶 植自耕農之意旨，且於條例制定之前，減租政策業已積極推行數年，出租 人得先行於過渡時期熟悉減租制度，減租條例對出租人契約自由及財產權 之限制，要非出租人所不能預期，衡諸特殊之歷史背景及合理分配農業資 源之非常重大公共利益，尚未違背憲法上之信賴保護原則。 減租條例第五條前段關於租賃期限不得少於六年，以及同條例第六條 第一項暨第十六條第一項關於締約方式與轉租禁止之規定，均為穩定租賃 關係而設；同條例第十七條第一項第一款規定租賃期限內，承租人死亡無 人繼承耕作之法定終止租約事由，並保留出租人收回耕地之彈性。上開規 定皆有利於實現扶植自耕農及改善農民生活之基本國策，縱於出租人之契 約自由及財產權有所限制，衡諸立法目的，其手段仍屬必要而且適當，亦 兼顧承租人與出租人雙方之利益，與憲法第二十三條比例原則、第二十二 條契約自由、第十五條財產權及第七條平等權之保障並無違背。 減租條例第十九條第一項第一款之規定，為實現憲法第一百四十三條 第四項扶植自耕農之意旨所必要，惟另依憲法第一百四十六條及憲法增修 條文第十條第一項發展農業工業化及現代化之意旨，所謂出租人之自任耕 作，不以人力親自實施耕作為限，為農業科技化及企業化經營之自行耕作 或委託代耕者亦屬之。減租條例第十九條第一項第二款規定出租人於所有 收益足以維持一家生活者不得收回自耕，使租約變相無限期延長，惟立法 機關嗣於七十二年十二月二十三日增訂之第二項，規定為擴大家庭農場經 營規模得收回與其自耕地同一或鄰近地段內之耕地自耕，已放寬對於出租 人財產權之限制。同條項第三款規定，如出租人收回耕地，承租人將失其 家庭生活依據者，亦不得收回耕地，係為貫徹憲法第一百五十三條第一項 保護農民政策之必要手段；且如出租人亦不能維持其一家生活，尚得申請 耕地租佃委員會調處，以兼顧出租人與承租人之實際需要。衡諸憲法第一 百四十三條第四項扶植自耕農、第一百四十六條與憲法增修條文第十條第 一項發展農業工業化及現代化，以及憲法第一百五十三條第一項改善農民 生活之意旨，上開三款限制耕地出租人收回耕地之規定，對於耕地所有權 之限制，尚屬必要，與憲法第二十三條比例原則及第十五條保障人民財產 權規定之意旨要無不符。 七十二年十二月二十三日增訂之減租條例第十七條第二項第三款關於 租約期限尚未屆滿而農地因土地編定或變更為非耕地時，應以土地公告現 值扣除土地增值稅後餘額之三分之一補償承租人之規定，乃限於依土地法 第八十三條所規定之使用期限前得繼續為從來之使用者，方有其適用。土 地法所規定之繼續使用期限，係為保護土地使用人既有之法律地位而設之 過渡條款，耕地出租人如欲於期前終止租約，減租條例第十七條第二項第 三款即賦予補償承租人之義務，乃為平衡雙方權利義務關係，對出租人耕 地所有權所為之限制，尚無悖於憲法第十五條保障財產權之本旨。惟不問 情狀如何，補償額度一概為三分之一之規定，有關機關應衡酌憲法第二十 二條保障契約自由之意旨及社會經濟條件之變遷等情事，儘速予以檢討修 正。七十二年十二月二十三日增訂之減租條例第十九條第三項規定，耕地 租約期滿時，出租人為擴大家庭農場經營規模、提升土地利用效率而收回 耕地時，準用同條例第十七條第二項第三款之規定，應以終止租約當期土 地公告現值扣除土地增值稅餘額後之三分之一補償承租人。惟契約期滿後 ，租賃關係既已消滅，如另行課予出租人補償承租人之義務，自屬增加耕 地所有權人不必要之負擔，形同設置出租人收回耕地之障礙，與鼓勵擴大 家庭農場經營規模，以促進農業現代化之立法目的顯有牴觸。況耕地租約 期滿後，出租人仍須具備自耕能力，且於承租人不致失其家庭生活依據時 ，方得為擴大家庭農場經營規模而收回耕地。按承租人之家庭生活既非無 依，竟復令出租人負擔承租人之生活照顧義務，要難認有正當理由。是上 開規定準用同條例第十七條第二項第三款部分，以補償承租人作為收回耕 地之附加條件，不當限制耕地出租人之財產權，難謂無悖於憲法第一百四 十六條與憲法增修條文第十條第一項發展農業之意旨，且與憲法第二十三 條比例原則及第十五條保障人民財產權之規定不符，應自本解釋公布日起 ，至遲於屆滿二年時，失其效力。 減租條例第二十條規定租約屆滿時，除法定收回耕地事由外，承租人 如有續約意願，出租人即有續約義務，為出租人依法不得收回耕地時，保 障承租人續約權利之規定，並未於不得收回耕地之諸種事由之外，另行增 加耕地出租人不必要之負擔，與憲法第二十三條規定之比例原則及第十五 條保障財產權之規定尚無不符。

憲法第十一條保障人民有積極表意之自由，及消極不表意之自由，其 保障之內容包括主觀意見之表達及客觀事實之陳述。商品標示為提供商品 客觀資訊之方式，應受言論自由之保障，惟為重大公益目的所必要，仍得 立法採取合理而適當之限制。 國家為增進國民健康，應普遍推行衛生保健事業，重視醫療保健等社 會福利工作。菸害防制法第八條第一項規定：「菸品所含之尼古丁及焦油 含量，應以中文標示於菸品容器上。」另同法第二十一條對違反者處以罰 鍰，對菸品業者就特定商品資訊不為表述之自由有所限制，係為提供消費 者必要商品資訊與維護國民健康等重大公共利益，並未逾越必要之程度， 與憲法第十一條保障人民言論自由及第二十三條比例原則之規定均無違背 。又於菸品容器上應為上述之一定標示，縱屬對菸品業者財產權有所限制 ，但該項標示因攸關國民健康，乃菸品財產權所具有之社會義務，且所受 限制尚屬輕微，未逾越社會義務所應忍受之範圍，與憲法保障人民財產權 之規定，並無違背。另上開規定之菸品標示義務及責任，其時間適用之範 圍，以該法公布施行後之菸品標示事件為限，並無法律溯及適用情形，難 謂因法律溯及適用，而侵害人民之財產權。至菸害防制法第八條第一項規 定，與同法第二十一條合併觀察，足知其規範對象、規範行為及法律效果 ，難謂其規範內容不明確而違反法治國家法律明確性原則。另各類食品、 菸品、酒類等商品對於人體健康之影響層面有異，難有比較基礎，立法者 對於不同事物之處理，有先後優先順序之選擇權限，相關法律或有不同規 定，與平等原則尚無違背。

按法官於審理案件時，對於應適用之法律，依其合理之確信，認為有 牴觸憲法之疑義者，各級法院得以之為先決問題，裁定停止訴訟程序，並 提出客觀上形成確信法律為違憲之具體理由，聲請大法官解釋，業經本院 釋字第三七一號解釋在案。其中所謂「先決問題」，係指審理原因案件之 法院，確信系爭法律違憲，顯然於該案件之裁判結果有影響者而言；所謂 「提出客觀上形成確信法律為違憲之具體理由」，係指聲請法院應於聲請 書內詳敘其對系爭違憲法律之闡釋，以及對據以審查之憲法規範意涵之說 明，並基於以上見解，提出其確信系爭法律違反該憲法規範之論證，且其 論證客觀上無明顯錯誤者，始足當之。如僅對法律是否違憲發生疑義，或 系爭法律有合憲解釋之可能者，尚難謂已提出客觀上形成確信法律為違憲 之具體理由。本院釋字第三七一號解釋，應予補充。

憲法第十條規定人民有居住、遷徙之自由，旨在保障人民有自由設定 住居所、遷徙、旅行，包括入出國境之權利。人民為構成國家要素之一， 從而國家不得將國民排斥於國家疆域之外。於臺灣地區設有住所而有戶籍 之國民得隨時返回本國，無待許可，惟為維護國家安全及社會秩序，人民 入出境之權利，並非不得限制，但須符合憲法第二十三條之比例原則，並 以法律定之。 動員戡亂時期國家安全法制定於解除戒嚴之際，其第三條第二項第二 款係為因應當時國家情勢所為之規定，適用於動員戡亂時期，雖與憲法尚 無牴觸 (參照本院釋字第二六五號解釋) ，惟中華民國八十一年修正後之 國家安全法第三條第一項仍泛指人民入出境均應經主管機關之許可，未區 分國民是否於臺灣地區設有住所而有戶籍，一律非經許可不得入境，並對 未經許可入境者，予以刑罰制裁 (參照該法第六條) ，違反憲法第二十三 條規定之比例原則，侵害國民得隨時返回本國之自由。國家安全法上揭規 定，與首開解釋意旨不符部分，應自立法機關基於裁量權限，專就入出境 所制定之法律相關規定施行時起，不予適用。

戒嚴時期人民受損權利回復條例第三條規定之適用範圍，其中關於公 務人員涵義之界定，涉及我國法制上對依法令從事公務之人員使用不同名 稱之解釋問題。依憲法第八十六條及公務人員任用法規定觀之，稱公務人 員者，係指依法考選銓定取得任用資格，並在法定機關擔任有職稱及官等 之人員。是公務人員在現行公務員法制上，乃指常業文官而言，不含武職 人員在內。戒嚴時期人民受損權利回復條例施行細則第三條第一項規定： 「本條例第三條第一項第二款所稱公務人員，指各機關組織法規中，除政 務官、民選人員及聘僱人員外，受有俸 (薪) 給之文職人員」，係對該條 例第三條第一項第二款所稱「任公務人員、教育人員及公職人員之資格」 中有關公務人員涵義之界定，不包括武職人員，乃基於事物本質之差異， 於平等原則無違，亦未逾越母法之授權，與憲法規定尚無牴觸。至任武職 人員之資格應否回復，為立法機關裁量形成範圍，併此敘明。

本件係台北市政府因決定延期辦理里長選舉，中央主管機關內政部認 其決定違背地方制度法第八十三條第一項規定，經報行政院依同法第七十 五條第二項予以撤銷；台北市政府不服，乃依同條第八項規定逕向本院聲 請解釋。因台北市為憲法第一百十八條所保障實施地方自治之團體，且本 件事關修憲及地方制度法制定後，地方與中央權限劃分及紛爭解決機制之 釐清與確立，非純屬機關爭議或法規解釋之問題，亦涉及憲法層次之民主 政治運作基本原則與地方自治權限之交錯，自應予以解釋。 地方制度法第八十三條第一項規定：「直轄市議員、直轄市長、縣 ( 市 )議員、縣 (市) 長、鄉 (鎮、市) 民代表、鄉 (鎮、市) 長及村 (里 ) 長任期屆滿或出缺應改選或補選時，如因特殊事故，得延期辦理改選或 補選。」其中所謂特殊事故，在概念上無從以固定之事故項目加以涵蓋， 而係泛指不能預見之非尋常事故，致不克按法定日期改選或補選，或如期 辦理有事實足認將造成不正確之結果或發生立即嚴重之後果或將產生與實 現地方自治之合理及必要之行政目的不符等情形者而言。又特殊事故不以 影響及於全國或某一縣市全部轄區為限，即僅於特定選區存在之特殊事故 如符合比例原則之考量時，亦屬之。上開法條使用不確定法律概念，即係 賦予該管行政機關相當程度之判斷餘地，蓋地方自治團體處理其自治事項 與承中央主管機關之命辦理委辦事項不同，前者中央之監督僅能就適法性 為之，其情形與行政訴訟中之法院行使審查權相似 (參照訴願法第七十九 條第三項) ；後者除適法性之外，亦得就行政作業之合目的性等實施全面 監督。本件既屬地方自治事項又涉及不確定法律概念，上級監督機關為適 法性監督之際，固應尊重該地方自治團體所為合法性之判斷，但如其判斷 有恣意濫用及其他違法情事，上級監督機關尚非不得依法撤銷或變更。 憲法設立釋憲制度之本旨，係授予釋憲機關從事規範審查 (參照憲法 第七十八條) ，除由大法官組成之憲法法庭審理政黨違憲解散事項外 (參 照憲法增修條文第五條第四項) ，尚不及於具體處分行為違憲或違法之審 理。本件行政院撤銷台北市政府延期辦理里長選舉之決定，涉及中央法規 適用在地方自治事項時具體個案之事實認定、法律解釋，屬於有法效性之 意思表示，係行政處分，台北市政府有所不服，乃屬與中央監督機關間公 法上之爭議，惟既屬行政處分是否違法之審理問題，為確保地方自治團體 之自治功能，該爭議之解決，自應循行政爭訟程序處理。台北市如認行政 院之撤銷處分侵害其公法人之自治權或其他公法上之利益，自得由該地方 自治團體，依訴願法第一條第二項、行政訴訟法第四條提起救濟請求撤銷 ，並由訴願受理機關及行政法院就上開監督機關所為處分之適法性問題為 終局之判斷。

本院院字第二八一○號解釋：「依考試法舉行之考試，對於應考資格 體格試驗，或檢覈經決定不及格者，此項決定，自屬行政處分。其處分違 法或不當者，依訴願法第一條之規定，應考人得提起訴願。惟為訴願決定 時，已屬無法補救者，其訴願為無實益，應不受理，依訴願法第七條應予 駁回。」旨在闡釋提起行政爭訟，須其爭訟有權利保護必要，即具有爭訟 之利益為前提，倘對於當事人被侵害之權利或法律上利益，縱經審議或審 判之結果，亦無從補救，或無法回復其法律上之地位或其他利益者，即無 進行爭訟而為實質審查之實益。惟所謂被侵害之權利或利益，經審議或審 判結果，無從補救或無法回復者，並不包括依國家制度設計，性質上屬於 重複發生之權利或法律上利益，人民因參與或分享，得反覆行使之情形。 是人民申請為公職人員選舉候選人時，因主管機關認其資格與規定不合， 而予以核駁，申請人不服提起行政爭訟，雖選舉已辦理完畢，但人民之被 選舉權，既為憲法所保障，且性質上得反覆行使，若該項選舉制度繼續存 在，則審議或審判結果對其參與另次選舉成為候選人資格之權利仍具實益 者，並非無權利保護必要者可比，此類訴訟相關法院自應予以受理，本院 上開解釋，應予補充。

憲法增修條文第二條第三項規定：「總統為避免國家或人民遭遇緊急 危難或應付財政經濟上重大變故，得經行政院會議之決議發布緊急命令， 為必要之處置，不受憲法第四十三條之限制。但須於發布命令後十日內提 交立法院追認，如立法院不同意時，該緊急命令立即失效。」由此可知， 緊急命令係總統為應付緊急危難或重大變故，直接依憲法授權所發布，具 有暫時替代或變更法律效力之命令，其內容應力求周延，以不得再授權為 補充規定即可逕予執行為原則。若因事起倉促，一時之間不能就相關細節 性、技術性事項鉅細靡遺悉加規範，而有待執行機關以命令補充，方能有 效達成緊急命令之目的者，則應於緊急命令中明文規定其意旨，於立法院 完成追認程序後，再行發布。此種補充規定應依行政命令之審查程序送交 立法院審查，以符憲政秩序。又補充規定應隨緊急命令有效期限屆滿而失 其效力，乃屬當然。

預算案經立法院通過及公布手續為法定預算，其形式上與法律相當， 因其內容、規範對象及審議方式與一般法律案不同，本院釋字第三九一號 解釋曾引學術名詞稱之為措施性法律。主管機關依職權停止法定預算中部 分支出項目之執行，是否當然構成違憲或違法，應分別情況而定。諸如維 持法定機關正常運作及其執行法定職務之經費，倘停止執行致影響機關存 續者，即非法之所許；若非屬國家重要政策之變更且符合預算法所定要件 ，主管機關依其合義務之裁量，自得裁減經費或變動執行。至於因施政方 針或重要政策變更涉及法定預算之停止執行時，則應本行政院對立法院負 責之憲法意旨暨尊重立法院對國家重要事項之參與決策權，依照憲法增修 條文第三條及立法院職權行使法第十七條規定，由行政院院長或有關部會 首長適時向立法院提出報告並備質詢。本件經行政院會議決議停止執行之 法定預算項目，基於其對儲備能源、環境生態、產業關連之影響，並考量 歷次決策過程以及一旦停止執行善後處理之複雜性，自屬國家重要政策之 變更，仍須儘速補行上開程序。其由行政院提議為上述報告者，立法院有 聽取之義務。行政院提出前述報告後，其政策變更若獲得多數立法委員之 支持，先前停止相關預算之執行，即可貫徹實施。倘立法院作成反對或其 他決議，則應視決議之內容，由各有關機關依本解釋意旨，協商解決方案 或根據憲法現有機制選擇適當途徑解決僵局，併此指明。

言論自由為人民之基本權利，憲法第十一條有明文保障，國家應給予 最大限度之維護，俾其實現自我、溝通意見、追求真理及監督各種政治或 社會活動之功能得以發揮。惟為兼顧對個人名譽、隱私及公共利益之保護 ，法律尚非不得對言論自由依其傳播方式為合理之限制。刑法第三百十條 第一項及第二項誹謗罪即係保護個人法益而設，為防止妨礙他人之自由權 利所必要，符合憲法第二十三條規定之意旨。至刑法同條第三項前段以對 誹謗之事，能證明其為真實者不罰，係針對言論內容與事實相符者之保障 ，並藉以限定刑罰權之範圍，非謂指摘或傳述誹謗事項之行為人，必須自 行證明其言論內容確屬真實，始能免於刑責。惟行為人雖不能證明言論內 容為真實，但依其所提證據資料，認為行為人有相當理由確信其為真實者 ，即不能以誹謗罪之刑責相繩，亦不得以此項規定而免除檢察官或自訴人 於訴訟程序中，依法應負行為人故意毀損他人名譽之舉證責任，或法院發 現其為真實之義務。就此而言，刑法第三百十條第三項與憲法保障言論自 由之旨趣並無牴觸。

一 憲法為國家根本大法，其修改關係憲政秩序之安定及全國國民之福祉 至鉅，應由修憲機關循正當修憲程序為之。又修改憲法乃最直接體現 國民主權之行為，應公開透明為之，以滿足理性溝通之條件，方能賦 予憲政國家之正當性基礎。國民大會依憲法第二十五條、第二十七條 第一項第三款及中華民國八十六年七月二十一日修正公布之憲法增修 條文第一條第三項第四款規定，係代表全國國民行使修改憲法權限之 唯一機關。其依修改憲法程序制定或修正憲法增修條文須符合公開透 明原則，並應遵守憲法第一百七十四條及國民大會議事規則有關之規 定，俾副全國國民之合理期待與信賴。是國民大會依八十三年八月一 日修正公布憲法增修條文第一條第九項規定訂定之國民大會議事規則 ，其第三十八條第二項關於無記名投票之規定，於通過憲法修改案之 讀會時，適用應受限制。而修改憲法亦係憲法上行為之一種，如有重 大明顯瑕疵，即不生其應有之效力。所謂明顯，係指事實不待調查即 可認定；所謂重大，就議事程序而言則指瑕疵之存在已喪失其程序之 正當性，而違反修憲條文成立或效力之基本規範。國民大會於八十八 年九月四日三讀通過修正憲法增修條文，其修正程序牴觸上開公開透 明原則，且衡諸當時有效之國民大會議事規則第三十八條第二項規定 ，亦屬有違。依其議事錄及速記錄之記載，有不待調查即可發現之明 顯瑕疵，國民因而不能知悉國民大會代表如何行使修憲職權，國民大 會代表依憲法第一百三十三條規定或本院釋字第三三一號解釋對選區 選民或所屬政黨所負政治責任之憲法意旨，亦無從貫徹。此項修憲行 為有明顯重大瑕疵，已違反修憲條文發生效力之基本規範。 二 國民大會為憲法所設置之機關，其具有之職權亦為憲法所賦予，基於 修憲職權所制定之憲法增修條文與未經修改之憲法條文雖處於同等位 階，惟憲法中具有本質之重要性而為規範秩序存立之基礎者，如聽任 修改條文予以變更，則憲法整體規範秩序將形同破毀，該修改之條文 即失其應有之正當性。憲法條文中，諸如：第一條所樹立之民主共和 國原則、第二條國民主權原則、第二章保障人民權利、以及有關權力 分立與制衡之原則，具有本質之重要性，亦為憲法整體基本原則之所 在。基於前述規定所形成之自由民主憲政秩序，乃現行憲法賴以存立 之基礎，凡憲法設置之機關均有遵守之義務。 三 第三屆國民大會八十八年九月四日通過之憲法增修條文第一條，國民 大會代表第四屆起依比例代表方式選出，並以立法委員選舉各政黨所 推薦及獨立參選之候選人得票之比例分配當選名額，係以性質不同、 職掌互異之立法委員選舉計票結果，分配國民大會代表之議席，依此 種方式產生之國民大會代表，本身既未經選舉程序，僅屬各黨派按其 在立法院席次比例指派之代表，與憲法第二十五條國民大會代表全國 國民行使政權之意旨，兩不相容，明顯構成規範衝突。若此等代表仍 得行使憲法增修條文第一條以具有民選代表身分為前提之各項職權， 將牴觸民主憲政之基本原則，是增修條文有關修改國民大會代表產生 方式之規定，與自由民主之憲政秩序自屬有違。 四 上開增修條文第一條第三項後段規定：「第三屆國民大會代表任期至 第四屆立法委員任期屆滿之日止」，復於第四條第三項前段規定：「 第四屆立法委員任期至中華民國九十一年六月三十日止」，計分別延 長第三屆國民大會代表任期二年又四十二天及第四屆立法委員任期五 個月。按國民主權原則，民意代表之權限，應直接源自國民之授權， 是以代議民主之正當性，在於民意代表行使選民賦予之職權須遵守與 選民約定，任期屆滿，除有不能改選之正當理由外應即改選，乃約定 之首要者，否則將失其代表性。本院釋字第二六一號解釋：「民意代 表之定期改選，為反映民意，貫徹民主憲政之途徑」亦係基於此一意 旨。所謂不能改選之正當理由，須與本院釋字第三十一號解釋所指： 「國家發生重大變故，事實上不能依法辦理次屆選舉」之情形相當。 本件關於國民大會代表及立法委員任期之調整，並無憲政上不能依法 改選之正當理由，逕以修改上開增修條文方式延長其任期，與首開原 則不符。而國民大會代表之自行延長任期部分，於利益迴避原則亦屬 有違，俱與自由民主憲政秩序不合。 五 第三屆國民大會於八十八年九月四日第四次會議第十八次大會以無記 名投票方式表決通過憲法增修條文第一條、第四條、第九條暨第十條 之修正，其程序違背公開透明原則及當時適用之國民大會議事規則第 三十八條第二項規定，其瑕疵已達明顯重大之程度，違反修憲條文發 生效力之基本規範；其中第一條第一項至第三項、第四條第三項內容 並與憲法中具有本質重要性而為規範秩序賴以存立之基礎，產生規範 衝突，為自由民主憲政秩序所不許。上開修正之第一條、第四條、第 九條暨第十條應自本解釋公布之日起失其效力，八十六年七月二十一 日修正公布之原增修條文繼續適用。

憲法第七條平等原則並非指絕對、機械之形式上平等，而係保障人民 在法律上地位之實質平等，立法機關基於憲法之價值體系及立法目的，自 得斟酌規範事物性質之差異而為合理之區別對待。促進民生福祉乃憲法基 本原則之一，此觀憲法前言、第一條、基本國策及憲法增修條文第十條之 規定自明。立法者基於社會政策考量，尚非不得制定法律，將福利資源為 限定性之分配。國軍老舊眷村改建條例及其施行細則分別規定，原眷戶享 有承購依同條例興建之住宅及領取由政府給與輔助購宅款之優惠，就自備 款部分得辦理優惠利率貸款，對有照顧必要之原眷戶提供適當之扶助，其 立法意旨與憲法第七條平等原則尚無牴觸。 惟鑒於國家資源有限，有關社會政策之立法，必須考量國家之經濟及 財政狀況，依資源有效利用之原則，注意與一般國民間之平等關係，就福 利資源為妥善之分配，並應斟酌受益人之財力、收入、家計負擔及須照顧 之必要性妥為規定，不得僅以受益人之特定職位或身分作為區別對待之唯 一依據；關於給付方式及額度之規定，亦應力求與受益人之基本生活需求 相當，不得超過達成目的所需必要限度而給予明顯過度之照顧。立法機關 就上開條例與本解釋意旨未盡相符之部分，應通盤檢討改進。

中華民國八十一年五月二十八日修正公布之中華民國憲法增修條文第 十七條，授權以法律訂定省縣地方制度，同條第一款、第三款規定，省設 省議會及省政府，省置省長一人，省議員與省長分別由省民選舉之，係指 事實上能實施自治之省，應受上述法律規範，不受憲法相關條文之限制。 省縣自治法遂經憲法授權而制定，該法第六十四條規定，轄區不完整之省 ，其議會與政府之組織，由行政院另定之。行政院據此所訂定之福建省政 府組織規程，未規定由人民選舉省長及省議會議員，乃斟酌福建省之特殊 情況所為之規定，為事實上所必需，符合母法授權之意旨，與憲法第七條 人民在法律上平等之原則亦無違背。

台灣地區在戒嚴時期刑事案件之審判權由軍事審判機關行使者，其適 用之程序與一般刑事案件有別，救濟功能亦有所不足，立法機關乃制定戒 嚴時期人民受損權利回復條例，對犯內亂罪及外患罪，符合該條例所定要 件之人民，回復其權利或給予相當賠償，而明定限於犯外患罪、內亂罪之 案件，係基於此類犯罪涉及政治因素之考量，在國家處於非常狀態，實施 戒嚴之情況下，軍事審判機關所為認事用法容有不當之處。至於其他刑事 案件不在上開權利回復條例適用之列，要屬立法裁量範圍，與憲法尚無牴 觸。 戒嚴時期人民受損權利回復條例第六條適用對象，以「受無罪之判決 確定前曾受羈押或刑之執行者」為限，未能包括不起訴處分確定前或後、 經治安機關逮捕以罪嫌不足逕行釋放前、無罪判決確定後、有罪判決（包 括感化、感訓處分）執行完畢後，受羈押或未經依法釋放之人民，係對權 利遭受同等損害，應享有回復利益者，漏未規定，顯屬立法上之重大瑕疵 ，若仍適用該條例上開規定，僅對受無罪判決確定前喪失人身自由者予以 賠償，反足以形成人民在法律上之不平等，就此而言，自與憲法第七條有 所牴觸。是凡屬上開漏未規定之情形，均得於本解釋公布之日起二年內， 依該條例第六條規定請求國家賠償。

國家為謀社會福利，應實施社會保險制度；國家為增進民族健康，應 普遍推行衛生保健事業及公醫制度，憲法第一百五十五條及第一百五十七 條分別定有明文。又國家應推行全民健康保險，復為憲法增修條文第十條 第五項所明定。中華民國八十三年八月九日公布、八十四年三月一日施行 之全民健康保險法即為實現上開憲法規定而制定。該法第十一條之一、第 六十九條之一及第八十七條有關強制納保、繳納保費，係基於社會互助、 危險分攤及公共利益之考量，符合憲法推行全民健康保險之意旨；同法第 三十條有關加徵滯納金之規定，則係促使投保單位或被保險人履行其繳納 保費義務之必要手段。全民健康保險法上開條文與憲法第二十三條亦無牴 觸。惟對於無力繳納保費者，國家應給予適當之救助，不得逕行拒絕給付 ，以符憲法推行全民健康保險，保障老弱殘廢、無力生活人民之旨趣。已 依法參加公、勞、農保之人員亦須強制其加入全民健康保險，係增進公共 利益所必要，難謂有違信賴保護原則。惟有關機關仍應本於全民健康保險 法施行時，該法第八十五條限期提出改制方案之考量，依本解釋意旨，並 就保險之營運 (包括承保機構之多元化) 、保險對象之類別、投保金額、 保險費率、醫療給付、撙節開支及暫行拒絕保險給付之當否等，適時通盤 檢討改進，併此指明。

中華民國八十六年七月二十一日公布之憲法增修條文第九條施行後， 省為地方制度層級之地位仍未喪失，惟不再有憲法規定之自治事項，亦不 具備自主組織權，自非地方自治團體性質之公法人。符合上開憲法增修條 文意旨制定之各項法律，若未劃歸國家或縣市等地方自治團體之事項，而 屬省之權限且得為權利義務之主體者，於此限度內，省自得具有公法人資 格。 總統府公報 第 6249 號 9-23 頁

憲法第一百六十四條明確規範中央及地方之教育科學文化之預算，須 達預算總額之一定比例，以確保國家及各地方自治團體對於人民之教育、 科學與文化生活得有穩定而必要的公共支出，此係憲法重視教育科學文化 發展所設之規定。本條所謂「預算總額」，並不包括追加預算及特別預算 在內，業經本院釋字第七十七號及第二三一號解釋在案。政府就未來一年 間之計畫所預期之收入及支出編列預算，以使國家機關正常運作，並規範 國家之財政，原則上應制定單一之預算。惟為因應特殊緊急情況，有預算 法第七十五條各款規定之情形時，行政院得於年度總預算外另提出特別預 算，其審議依預算法第七十六條為之。至憲法第一百六十四條所稱教育科 學文化經費之具體內容如何、平衡省市預算基金等項目，是否應計入預算 總額發生之爭論，中華民國八十六年七月二十一日修正公布之憲法增修條 文第十條第八項既規定：「教育、科學、文化之經費，尤其國民教育之經 費應優先編列，不受憲法第一百六十四條規定之限制。」有關該等預算之 數額、所佔比例、編列方式、歸屬範圍等問題，自應由立法者本其政治責 任而為決定。是以與憲法第一百六十四條之所謂「預算總額」及教育、科 學、文化等經費所佔中央、地方預算之比例等相關問題，已無再行解釋之 必要。

中華民國八十六年七月二十一日公布施行之憲法增修條文第三條第二 項第一款規定行政院有向立法院提出施政方針及施政報告之責，立法委員 在開會時，有向行政院院長及行政院各部會首長質詢之權，此為憲法基於 民意政治及責任政治之原理所為制度性之設計。國防部主管全國國防事務 ，立法委員就行政院提出施政方針及施政報告關於國防事務方面，自得向 行政院院長及國防部部長質詢之。至參謀總長在行政系統為國防部部長之 幕僚長，直接對國防部部長負責，自非憲法規定之部會首長，無上開條文 之適用。 立法院為國家最高立法機關，有議決法律、預算等議案及國家重要事 項之權。立法院為行使憲法所賦予上開職權，得依憲法第六十七條規定， 設各種委員會，邀請政府人員及社會上有關係人員到會備詢。鑑諸行政院 應依憲法規定對立法院負責，故凡行政院各部會首長及其所屬公務員，除 依法獨立行使職權，不受外部干涉之人員外，於立法院各種委員會依憲法 第六十七條第二項規定邀請到會備詢時，有應邀說明之義務。參謀總長為 國防部部長之幕僚長，負責國防之重要事項，包括預算之擬編及執行，與 立法院之權限密切相關，自屬憲法第六十七條第二項所指政府人員，除非 因執行關係國家安全之軍事業務而有正當理由外，不得拒絕應邀到會備詢 ，惟詢問內容涉及重要國防機密事項者，免予答覆。至司法、考試、監察 三院院長，本於五院間相互尊重之立場，並依循憲政慣例，得不受邀請備 詢。三院所屬非獨立行使職權而負行政職務之人員，於其提出之法律案及 有關預算案涉及之事項，亦有上開憲法規定之適用。

國家對於公務員有給予俸給、退休金等維持其生活之義務。軍人為公 務員之一種，自有依法領取退伍金、退休俸之權利，或得依法以其軍中服 役年資與任公務員之年資合併計算為其退休年資；其中對於軍中服役年資 之採計並不因志願役或義務役及任公務員之前、後服役而有所區別。軍人 及其家屬優待條例第三十二條第一項規定，「後備軍人轉任公職時，其原 在軍中服役之年資，應予合併計算。」即係本於上開意旨依憲法上之平等 原則而設。行政院人事行政局六十三年五月十一日 (六三) 局肆字第○九 六四六號函釋，關於「留職停薪之入伍人員，於退伍復職後，依規定須補 辦考績，並承認其年資」，致服義務役軍人僅得於任公務員後服役者始得 併計公務員退休年資，與上開意旨不符。此項年資之採計對擔任公務員者 之權利有重大影響，應予維護，爰依司法院大法官審理案件法第十七條第 二項，諭知有關機關於本解釋公布之日起一年內，基於本解釋意旨，逕以 法律規定或由行政院會同考試院，依上開條例第三十二條第二項之授權妥 為訂定。